一百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中国，一直是个资本短缺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资本，尤其是外汇短缺。那时国家的外汇来源主要靠海外爱国华侨的捐款，再就是靠出口自己也紧缺的农产品和水产品换汇。国家设在香港和澳门的两个窗口公司华润和南光就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也是接受海外爱国华侨捐款的机构。设在澳门的南光公司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澳门秘密创办的，启动资金仅仅五万港币。在香港的华润成立时间更早，其前身是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当时的经济任务就是接受海外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如今这两家公司都已成为业务线丰富的大型央企。
据传，周总理去日内瓦开会的钱就是瑞士公司ABB捐助的，那时瑞士是西方少数几个承认中国的的国家之一。中国也知恩图报，此后中国的大型水电设备基本都采购自瑞士ABB公司。
在毛泽东时代，资本短缺只能靠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弥补，而中国人口基本都是农民，于是剥夺农民剩余劳动，就成了必要的恶。到我插队时依然如此，修水库水渠，甚至是修公路这些公共项目时，我们只能拿一点很可怜的补助，基本都是无偿劳动。记得修沈承公路时，每天累的半死，也没多拿一分钱工钱，只算整劳力一天的工分。尽管如此，很多人也愿意去，因为在工地上能吃到大馒头和豆腐，这是我们一年到头都难得吃到的好东西。
尽管人力被剥夺殆尽，也没有解决中国的资本短缺。改开后，要搞资本主义了，可发现最缺的还是资本。中国能拿得出的手还是人力和土地。那时的市场只是个潜在的，和今天无法同日而语。但十亿人口的大国，每人一口饭也能让食品公司暴富。所以，改开后，最先进入中国的就是港台的食品公司和开饭店的，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广东最早的港台企业基本都是做服装、玩具、手工艺品，以及食品企业。那时西方跨国公司大都还在观望期，有的只是在香港成立一个办事处。深圳先富的阶级很多是当地农民，他们或者卖地致富，或者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打工的，再也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了。每天的日子就是早茶，午茶加晚茶，早早过上了幸福的躺平生活。
八十年代时，很少有跨国公司的大项目落户中国，所以广东惠州引进荷兰壳牌公司的大型石化项目就成了惠州地委的骄人政绩。时任惠州地位书记邓华轩也因此成为当时广东四个改革明星书记之一。惠州原本是农业地区，八十年代中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依然认为惠州还是应以农为主，不能乱上马工业项目。于是地位书记邓华轩与省委书记林若在惠州发展战略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也是邓华轩六四后裸退的原因之一。邓华轩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要发展工业，农业地区有条件要搞工业，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搞工业，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真正脱贫致富。早在邓书记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就对搞工业着迷，当时的广东缺乏搞工业的人才，在一次研究县发展战略的讨论会上，一个县里的技术员在会上当面反驳他的观点，引起邓书记的注意。会后，邓书记找他谈话，发现这个技术员很有工业头脑，对搞工业有很深的认识。于是，邓华轩就毫不犹豫地破格把他提拔到县领导岗位。这个人后来一直辅助邓华轩多年，为地方的工业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就是后来任广州市委书记和贵州省省长的林树森。
不搞项目培养不出人才，项目是培养人才的最好学校。比如，搞硬件开发最好的办法就是做项目，一个项目下来就培养出一批人才。搞工业化也是一样，最初惠州搞石化项目时，一个懂石化的都没有，人才都是从外地借调的。可项目完成后，人才也培养出来了，后来陆续来到惠州的石化项目就不那么缺乏人才了。
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外商看到了中国搞市场经济的坚定决心，于是一些西方企业开始试探性地来中国投资，掀起了一波外商投资高潮。这些外商往往是先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办事处，先销售产品，再考虑投资设厂。我一个校友两口子就是九十年中期从德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作为一家阀门企业的代表来北京设立办事处的。中国的大型石化设备很多来自欧洲，因此配件也愿意采购欧州标准的。虽然当时德国的化工配件确实质量可靠，但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九十年在沈阳参加一个工业展览会时遇到一个来自上海的化机工程师，他告诉我，他们的产品其实质量并不比外国的差，但是国内大型企业都不愿意采购，背后原因是外企能够提供企业重要人物的出国机会，他们没这个能力。而那时大型化工企业基本都是国企。
私企和乡镇企业就没这个毛病，九十年代初我在瑞士留学期间，曾为瑞士一家纺织机器厂当过几天翻译，为来自中国的两位温岭乡镇企业的技术员当培训翻译。两个技术员都是企业的普通技术员，没什么背景。
我那个原本不愿意改行当商人的校友，没想到在国内的业务发展很顺利，个人收入也是突飞猛进，很快就进入了中国的先富阶级。看到在中国的业务这么好，德国老板很高兴，就考虑要在中国建厂。建厂前的第一步，是要消灭国内的潜在竞争对手。当时，世界阀门企业三强国家是德日美，中国排不上号。可德国老板还是不放心，担心中国的阀门企业成为未来竞争对手，压低自己产品的价格。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收购国内同类企业，其中一个目标企业就是名不见经传的铁岭阀门厂。收购其实是跨国公司消灭潜在竞争对手的惯用手法，并不是真的需要这家企业的资源。而像日本普利司通与沈阳胶管厂的合资则是另一种相互需要的合作。普利司通利用胶管厂的客户资源打开中国市场，胶管厂需要普利司通的技术和资金提升自己产品的档次。
很多人很天真的把外商来中国投资，看作是对中国的帮助，其实不赚钱哪个商人也不会来投资的。当然，世界银行是个例外，基本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世界银行的贷款都是有条件的，很多是制度性和政治性条件。比如九十年代初，世界银行对中国私营企业有一笔专项贷款，以推动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那时辽宁的乡镇企业和个体户遍地都是，但私营企业几乎没有。于是辽阳市政府为争得这笔贷款，就把个体户刘忠田的个体企业包装成私营企业。刘忠田本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小炉匠，但此人个小胆大，他一口气申请了八条生产线的贷款，根本不考虑是否能还上贷款，反正有辽阳市政府和中国政府做担保。这就有了后来的辽宁忠旺集团。
而同时期的沈阳的远大和强生兄弟公司胆子就不够大，只敢贷两条生产线，因为那时远大和强生有了一些资本，顾虑就多。正是因为胆子不够大，在此后的铝型材市场竞争中，就总是不敌忠旺集团。
九十年代时，因为对外资企业的条件很优惠，就出现了很多假外资企业。比如我一个大学校友兼邻居创办的一家合资公司就是一个假外资企业。他原本是某部进出口公司地方分公司的董事长，业务做得很好，赚了大量外汇，而且很多外汇结算在香港。他就用这些在境外结算的外汇在香港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然后用国内的公司与这家境外公司合资。公司做的很大，一度曾当过辽宁足球队的东家。他的故事很典型，以后有空我会专门讲。
如今来自香港的投资依然占大陆外资来源的很大一部分，很多是大陆公司设在香港分公司的返程投资。
上世纪末和本世界初世界范围的互联网热，把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推上一个新的高潮。这期间的投资主要以风险投资为主，一时间，中国成了华尔街最青睐的投资国，哪个公司没有中国投资项目简直就是落伍的标志。中国现在的互联网大鳄和电商大鳄都是那时外国资本给养肥的。新浪、网易、搜狐、腾讯、京东、淘宝都是那时发达起来的。只有华为是个例外。
等到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才真正进入高潮。
经过改开后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如今已经从一个资本严重短缺的国家成长为资本输出国家。尽管外商直接投资近年有所下降，但资本不足已经不是国内的主要问题，而投资效率和产能过剩上升为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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