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是思想的载体。
中国古代乃至近代五四运动之前的正式文字还是文言文，然而文言文并非客观的文字，而是带有依赖主观诠释的特性。在文言文基础上形成的所有思想，都带有强烈的依赖主观和权威诠释的特性。
例如《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开宗明义地摆出需要权威解释主观观点，通过“玄之又玄”的客观现象不易知的推论，得出“大道无形，大象希声”的客观规律不可知论这个违背科学的结论。不认识客观之形，客观规律当然不可知。基于客观现象有形和客观规律可测的西方哲学，用望远镜观测到了的宇宙加速膨胀，用喇叭天线听见了的宇宙背景辐射，证明了，大道有形，大象留声。
相反地，客观的语言具有自动纠错的特性，例如儒家文言文文献所推崇的“仁义道德”的秩序，为了彰显仁的理念，扭曲了 -- 道--客观规律，德--价值体系，仁--价值取向，义--行为规范 -- 这个应该为“道德仁义”的客观关系，把客观规律放在了价值取向之下。然而这个扭曲的秩序却被非文言文的口语贬义化，萃取出意思相反的思想，并且存在于非主流的中文口语的思想文化当中。每当在人为政治薄弱的时候，这个与文言文意思相反的口语思想就会成为造反行为的思想基础。
因为文言文思想的主流化，使得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具有权威主义的特性。这个脱离实际的权威性与实际情况的客观性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已经在中国历史的“乱-治-乱”的历史规律得到验证，和广泛接受的“中国人治政治轮回论”得到验证。中国权威政治高层的政治哀叹，“吾民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正是政治高层对这个现象的宿命性的哀叹。
中国政治要走出这个轮回，需要结构性地重塑国人的客观观念。
第一步就是要扬弃文言文。这一点在五四运动之后已经做到了。感谢胡适，赵元任，他们完成了历史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还任重道远，因为中国人使用文言文几千年形成的思维习惯，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经受过客观言论概念的基本训练，还没有真正重视言论的客观性。
中国知识分子依赖权威的思想有三种形式，一个是依赖自我权威，即说话不说尽，保留自我解释权，是为圆滑。另一个是依赖过去说不清的古典权威，而自己又没有新的观点，是为迂腐。第三个是依赖政治权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软弱和失去脊梁的真正原因。
作为现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深刻认识到文言文基因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要深刻认识“原罪”，并且广泛地普及和推广客观概念，和具有客观概念的思想，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这个思想习惯。
有了客观的概念，客观的个人人权才会被尊重，客观的制度才能够被理解，被接受，并付诸实现，中国政治才能够走出人治轮回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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