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病了，西方有药，名曰宪政，共和。于是有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
老夫子们急了：不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岂可为西学之药而丢了中学之体！
大清终于病入膏肓，死翘翘了。
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三民主义”便是西式“民治，民有，民享”西药之翻版。然而顽疾难愈，更有蒙古大夫乱投医，找了另一副西药，名曰“马列”“共产”。
吃错了药，好端端的共和也完了。
马列之中国，活下来，却与死了差不多，一路的折腾。
老邓医生看不下去了，还是用西药治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一副一副的西药下去，中国的确强壮起来了。
时至庆丰习朝，中国又病了。
习帝拒绝今日之西药（民主，法制），死死抱住早被西方淘汰的东西，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此“中西医结合”能去顽疾乎？
那人说了，中国没病啊，中国好着呢？岂可西方有药就说中国有病？几千年的专制封建咋的啦？不也活了最久吗？
好着呢，好着呢，鲁爷看得准：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