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人变老的一个特点就开始回忆往事了，我也许也开始变老了，常常想起自己过去的经历。那是2012年，由于北京的教育部的朋友的介绍，我担任了一次外审专家，代表教育部评审过一个学院的学科情况。其时我海归不久，在某985高校任副教授。某天我在教育部的朋友问我有没有用英文学过统计学，能不能评价一个本科阶段的统计学课程是不是合格。我虽然不是统计学专业的，但是统计对我来说是工具，我在美国也学过好几门高阶的统计学课程，我当然是懂的。于是我欣然接受邀请，担任了教育部的课程评审专家，赴福建某学院，检查他们的国际项目。这个评审团队由四人组成，教育部留服司一人，一名北大的副教授，一名美国大学的assistant provost是个华人，第四人就是我，作为统计学专家，专注他们的一门本科生统计学课程，别的人都是把大关的，我就是个小喽喽。我们的评审结果，决定教育部是否继续认证这个项目。
我带着自豪感飞到了福州，心想一定要公公平平的评价他们的课程，绝不放过一个缺点，也绝不忽略每一个优点。到了福州，居然发现我们四个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到了，这个不得不佩服教育部的安排，实在是专业。然后学校接了我们去，一路上觉得福建的建筑很有特色。一到了学校后，就是和校长见面，校长一见面就知道我们这几人中，谁最重要，谁无足轻重。于是基本上都是在和那位美籍华人和北大教授谈话。我倒是无所谓，乐得轻松自然。和校长见完后，就去了要视察的那个国际项目。这个时候我感觉就很异样了，因为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过这种被人小心翼翼地捧着的经历。我海归前在美国住了7年，心中一直觉得人人平等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应该尊重所有人，但是也不应该特别的尊重某一个。这是我第一次被人小心翼翼的服务着。我一下就感受出来了，我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到了他们巨大的关注。我能看出他们的紧张和不安，回答我问题时的字斟句酌。看着年龄比我大好多的人小心翼翼的迎合着我，我感觉很不安。我平时说话本多幽默诙谐，我于是悄悄的提醒陪我的人说：轻松点，没必要紧张，都是干工作，谁也不欠谁的。没想到他脸色肉眼可见的大变，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没有让我高兴。这时我心中踹踹不安，怕我再说哪个笑话，他们理解不了，当成了我的意见，给他们心里增加负担，于是心中默念：“不必说的话就不要说，如果必须说话，语气必须平和无情感，选词必须简洁，绝对不能搞幽默。”我突然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因为我不享受被人捧着的感觉，被人捧着只让我感觉不安难受。而那位美籍华人assistant provost但是在中国这套系统中也游刃有余，至少表现的很自如。
当天晚饭，被带到了一个高档酒店的包间。看的出校方的准备很用心，因为来陪的人都和我们工作的地方有着某种渊源。比如有一个年轻的老师，是我工作的985高校毕业的，他一来就和我套近乎。吃饭时，就是那一轮一轮痛苦不堪的敬酒，各种各样的理由荒唐至极，却又让你不得不喝。那个专门来对付我的年轻老师，用着各种各样的烂理由，已经劝我喝了好几杯红酒。最烦人的是，我并不喜欢喝酒，我也向大家很清楚的表明了我不愿意喝酒，而这仅仅给自己争取到了喝红酒的权力。我觉得这就是违背我的个人意愿，是折磨我，但是人在社会中，我们不能当众给人下不来台，所以只能自己受罪，默默的忍受着头昏脑胀的酒精反应，祈祷着不要再来劝我喝了。而我则怎么也想不出来什么理由劝别人一杯。最后是美籍华人assistant provost代表我们团队敬了学校一杯。终于饭吃完了，我带着无比喜悦，劫后余生的心情走出了饭店。然后就是学校领导带着我们在闽江畔观夜景。我真的好累，只想回酒店歇着，我心里就纳闷，这帮人难道不需要睡觉，这他妈的都多晚了，你们不知道看看表？这时候，气候有点变得熟悉了，大家开始尝试着更个性化的交流，但是很显然这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把我们捧起来的方法而已。在陪的人中，也有好几个海归，而且在海外呆过好多年，他们的行为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海外的经历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十分的无趣。
第二天上午是我们审阅他们的课程，学生成绩，教学评价等等。中午依旧是各种各样的美食，福建的海鲜真好吃啊，简简单单的烹饪就很好了。我记得下午和外籍教师谈话，当然全场都是英文。美籍华人assistant provost看的出很强势，无情的诘问几个外籍老师为什么课程设计这里不好，学生评价那里由不好。有个老外一脸的尴尬，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就不时的打打圆场，说这也许就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我在和一个加拿大的老师在私下单独谈的时候，爱开玩笑的性格又不经意的露出马脚。我笑着问他，这是个美国项目，你来这里干什么。他突然变得很紧张，说都是North America, 加拿大和美国是兄弟的。我突然很抱歉，也许我的一个玩笑让他紧张了。我很抱歉，说真的就是个玩笑，没有别的意思。他也呵呵一笑，回复了该有的自然。当天晚上，美籍华人assistant provost应邀给学院老师和学生做了一个报告，介绍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说实话，我很意外，学生交头接耳，专注度很低，校领导脸色也是明显的抱歉和无可奈何，也许生源素质就是这样吧。
第三天上午是和中国籍老师和学生见面。我也见到了那位教统计学课的中国老师，女性，新西兰的硕士。我问了几个问题，发现这人性格很强，不接受任何意见和质疑。顶了我，也顶了北大教授。我真心无所谓，而且本来如果你觉得对，你就应该坚持，我心中没有半点被冒犯的感觉。但是校方不断的暗示让她低头，她侧头看了校方的脸色后，依然选择强硬。我怕她事后会被穿小鞋，已经决定一定要给这门课好评，因为确实这门课除了内容难了点，没啥毛病。我想私下告诉一下校方，我会给好评的，不要难为这个老师，又怕起反作用，就啥也没啥。然后下午就是在三坊七巷参观，然后在三坊七巷里面一个很高端的私人会所吃了个饭。
第四天上午就是在宾馆里面写报告，必须在中午之前写完。我记得好多内容啊，键盘都要打出火来。我给了这门课好评。美籍华人assistant provost和北大教授的评价应该更侧重于对program的整体评价。然后拿了教育部的那位科员给了我5000块的现金，整个视察完成了。
回来后，我姐夫说，太好了，这是多受尊重的经历啊。我当时听了愕然，他们哪里是尊重我啊，那是害怕我，害怕我不给好评，害怕教育部不继续给他们认证罢了，没准别人当面奉承我，转过身就骂我呢。尊重和害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当时反思是，我太不适合呆在国内了，是应该归海了。我也不愿意被大家捧着，小心翼翼的伺候着，因为人本该人人平等。我也不愿意这样去捧别人，我凭什么啊？我更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变得享受这种所谓的尊重，成为我自己厌恶的那种人。后来和同市的另外一所高校的老师聊天，他参与了他们学校大专变学院的过程，接待过教育部的人，他当时说的：“你把那些教育部的人当龟儿子来供着就行了。”我当时听了背脊一凉，心想，我也被人当龟儿子来供了几天。我一辈子再也不要这种经历了。从此再也没有替教育部视察过项目了，实在不是我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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