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侮辱与自取其辱
马戛尔尼使华之前，也就是1787年，英国政府派往中国政府的使者本是卡斯卡尔特中校。政府给其下达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扩大对华贸易。二，希望中国政府给予一处居留地，便于存放货物，开展贸易。三，中英两国互派公使进驻彼此的首都。
前两项咱就不说了，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前两项都是英国人想殖民咱们呢。但是第三项，我看不咋象殖民，或者说，至少是相互殖民。有关第三项任务，英国政府是这样跟它的使臣交待的：“如果此次出使能获圆满成功，可向中国皇帝陛下建议接见一位英国国王派遣的临时或长驻公使，中国皇帝陛下也可向伦敦派遣一位公使。”（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第160～167页，“附录B”，牛津，1926年版）
但是我们的教材和一些别有用心的史学者，一般不上载这原话，而是发些牢骚：公使只是二流的使节，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殖民者却不派给我们一流的大使，这是故意侮辱我们。这些话，让正在接受洗脑的学生一看，离标准愤青的距离马上更进一步。可是，英国人在侮辱我们的同时，也自我侮辱啊！因为按当时的国际惯例，国际互派使节，分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大使只有在欧洲王室之间才互派，它级别最高，花费巨大，一般国家承担不起。所以，一般国家都乐意选择公使。
大清不懂国际惯例，人家侮辱咱的时候，不知道。平等对待咱的时候，咱又把它想象成侮辱。这种想象，与其说自卫，不如说是自我侮辱！更关键的是，这种自我想象竟然延续到了现代！
回过头来说英使卡斯卡尔特，这哥儿们想侮辱咱们，没门儿，死在来华途中了。他这么一死，推迟了咱们大清被英鬼侮辱的历史。后来真正来到中国的，是马戛尔尼，时间是1793年，任务当然还是那三项。可是对清政府来讲，不管你是自侮还是他侮，反正鬼子进驻俺首都，俺一百个不乐意。直到鸦片战争结束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旧调重谈，要求派驻公使，道光未予理睬。十年之后，道光死，咸丰继。英、美、法驻华代表1854起相继向大清提出续约要求，希望清政府能允许他们派驻一位“光明正大”的代表，同时邀请大清公使进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可咸丰一听就头大，认为让鬼子进首都“最为中国之害”，提出只要不驻京，其他条款都可让步。诸如：“民夷相争”、“减免上海港外商拖欠税款”“减轻广东茶税”等。一句话，俺宁愿经济上吃老大的亏，也不愿意不讲政治啊！
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自我感觉把大清打服贴了，遂再次提出外交使节驻京的事儿。咸丰还是那态度，说：“此事断难允准。”说得对，汉奸卖国贼才同意呢。所以皇上谕令负责谈判的钦差大臣桂良与花沙纳“无论如何为难，必须将此事阻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第40页，台湾广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
1858年6月，大清的外交部部长（吏部尚书）周祖培、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国防部副部长（兵部左侍郎）王茂荫等高级爱国干部集体上奏。奏疏写得特长，以现在眼光看来，还挺滑稽。用俺的糊涂风格翻译，大致意思如下：
自五口通商以来，这些夷鬼特舍得花钱买房子，把咱大清的“虚实”都给偷窥走了。让他们久住京师，那咱们大清政治就透了明了，隐私也没了。这是第一个害处。这些夷鬼所到之处，盖的楼好好高哇，他们还喜欢站在好好高的楼上，用他们的“千里镜”扫瞄我们。他们驻了京师，就在我们皇宫附近盖高楼，哇，那皇上办公的地方，娘娘们游玩的园林，就都叫这帮鬼眼给“俯瞰”去了。这是第二个害处。京师的旯旮处，没法住人。这帮鬼佬肯定要选黄金地带。到时候他们挑了地方，咱们不得拆民房吗？民房，那可不是拆着玩的，他们要是掂着汽油桶拒拆，美国又该说咱不讲人权了耶。这是第三害。皇上出行，大清臣民都知道躲避，不躲避咱们也能跺他们几脚，给他们几枪托，可洋人不懂这些规矩，皇上出个门，他们要么爬高楼上偷看，要么就挤在街道里围观，咱还不能动他们一指。这是第四个害处。夷鬼们设夷馆，估计就是为了推行他们的天主教。近年沿海地方，好多良民都被他们诱惑了。咱大清帝都，那是首善之区，若受了他们的“蛊诱”，那咱们“衣冠礼乐之族”，不都变成“禽兽”了吗？这是第五个害处。民夷杂处，大清的奸民会动不动跑夷馆里，寻求政治避难啊。这是第六个害处……更可怕的是，夷鬼们近年太过 “猖獗”，“恶贯满盈，神人共愤，沿海各省，无不欲食其肉”，夷在外间一但被大清爱国百姓剥了皮吃了肉，“必在京师报复”啊。（《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第13～15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
你别说，这帮高级干部虽然窝囊了些，离年轻化现代化文凭化知识化差了老远，但是在防患自保的本能方面，则个个贼精。且不惜用中国百姓喜吃人肉来吓人，也不知是吓谁呢，估计是一箭三雕，吓自己、吓皇帝、再吓洋人。当然咸丰也不傻，知道洋人驻京，妨碍大清内政。坚拒。英夷当然不乐意，坚决要求。清政府后退半步：“遇有大事，尽可来京面诉……自上海起由内地北来，由中国派官护送，一切供应俱由中国办理，不必令其自备斧资。以后或三年一次，五年一次来京，不必年年跋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5，第40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0年印行）。仔细看这规定，透着一股中国人情味，不但不愿意麻烦外国友人，还包办旅游路费。奈何英夷算不清帐，耍开了二百五，说：不让进京，就派兵打过去。桂良与花沙纳赶紧劝政府同意，说：把这些二百五惹急了，天津就不是咱的了。从天津往北京，就那么点距离，深为可虑啊。（《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6，第28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印行）没办法，咸丰最后勉强同意外国公使进京。什么叫勉强呢？就是《天津条约》上同意了，但逻辑上仍办不成。待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洋鬼子才最终如了愿！洋人屡次强奸大清，这次终于遂了，时间是1861年。
纵观大清整个外交史（如果说他有外交的话），与其说西方侮辱了它，还不如说这政府咎由自取，自取其辱！
大清帝国羞答答的外交
前面说过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时，英王乔治三世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恳请准英国派公使驻京。马戛尔尼自作多情的一面是：他这次来，就没打算再回去了。那倒是，他们来一回也不容易，将近一年的海上行程，数次的台风与飓风，疫病与伤亡，所以，他就是英国驻大清第一任公使了。马氏不知道，堂堂的大清没有外交，如果愣说它有外交的话，那么仅仅拥有与藩属之间的朝贡外交。
马氏的多情老叫我们窃笑。他根本不知道，那时的大清就像酒桌上那最虚荣的哥们儿，买单的时候，叫唤着往账台前冲。大清就是这德性。可马氏居然说：“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派使臣到英国，为互派使节之举，英国尤为欢迎，所有船只一切，可由敝国代为筹备。”这不是瞧不起俺大清吗？于是，年届80的乾隆，回复得更多情，大致意思如下：准使驻京，与天朝体制相违，断不可行。洋人愿来天朝当朝的，一是得穿天朝服装，二是永远不准再回本国。这次你们要求驻到天朝，不但不换服装，还来往自便，实属无益，因为外藩使者驻京，行止都有规矩，从来没有听其自便过。若留尔等在京，语言不通，服饰不同，没有地方安置啊。天朝又不愿意强迫你们换天朝服装。假若天朝派人驻尔国，难道你国就能遵行？再说了，西洋国家这么多，都学你们留京不走，那不就乱套了？
结果，英殖民者的阴谋没有得逞。
当然这半个世纪之间，英国不时地提出互派使节一事，但都被清政府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直到鸦片战争，大清挨过大英的大棒之后，局面才有所改变。所谓的大棒，有人把它翻译成棍子——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在使中国人向惟一能使其相信的论据——棍子的论据让步前，不仅必须让他们看到棍子，而且必须让他们的背上尝到棍子的滋味。”我觉得还是大棒好，至少比棍子文雅些，于大清的自尊或可有所弥补。不得不承认的是，巴麦尊对于大清挨整砖不挨半截砖、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精神还是了解得比较透彻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再提互派使节之事，咸丰虽然嘴上说着“此事断难允准”，并且想出一个折衷办法，希望英人遇有大事可三年一次或五年一次进京面诉，并且一切开销都由中方承办。看看，英国表示不缺钱，咱大清更要表示不缺钱。问题是双方都不吃这一壶，特别是英国人，表示仍要动兵，咸丰遂委委屈屈地同意了。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公使开始进驻北京。从1793年马氏使华，到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人终于打到大清的心脏部位了。
问题是英国多事，进驻中国北京以后，还一再强烈要求大清向英国派驻使节，大清一听就犯愁：这可咋办啊？一是路远，二是花钱，三是还怕不得其人，以致贻羞域外，贻笑外邦，丢不起那人啊！种种考虑，导致大清忸怩到1875年。眼看着不能再忸怩下去，政府一狠心，把曾国藩的好友，李鸿章的同学，曾给僧格林沁做过幕僚的郭嵩焘给推了出来，要他出任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其时，公使还分四等：头等公使，是全权大臣，负责接待，与所驻国交涉及画押等事务。二等公使，代国家办理入境事务、觐见和呈递国书。而我们派遣公使，一般是二等。清朝的派遣证上，还不乐意用公使这个头衔，仍称“出使钦差大臣”。
清政府所谓的外交政策，被郭嵩焘用十二字加以概括：“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行蛮，行蛮不逞则使诈，使诈不成则跪地求和。清廷“不揣国势，不察敌情”，却轻起衅端，结果必是割地赔款，“贻祸天下”。
而郭嵩焘之所以被推到驻英公使的火炉上，还跟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马嘉理事件有关。这一年，英国军官布朗率领一支“探路队”经过云南前往缅甸，随行的翻译官马嘉理持有总理衙门签发的外交护照，依循国际惯例清朝地方官应该保护他的生命安全。马嘉理一行拜见云南巡抚岑毓英时出言不逊，岑毓英怀恨在心，表面上热情款待，派兵护送出境，暗地里却指使副将李珍国在腾冲伏兵截杀，结果马嘉理等六人被打死。事后湖广总督李瀚章、刑部侍郎薛焕来滇调查，岑毓英又谎称马嘉理为当地土人所害，审问时串通翻译构陷不懂汉语的土人首领，企图推卸责任。英国公使威妥玛经过长达一年的深入调查，将此案弄了个水落石出，掌握充足证据，于是向总理衙门提出赔偿、免厘等六项要求，并以下旗绝交、对华开战相威胁。结果大家当然知道，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并且还得派人跑到英国给人道歉去。
郭嵩焘就是政府派出的道歉代表，同时，由于他在政府里算是懂得外交的，所以，道完歉就不准回来了，就地任驻英公使。能做出这种行径的人，在当时的一些人眼里，堪称民族败类，“廷臣皆视此为大辱”。曾经有人问大学士阎敬铭（当时为数不多的清官之一）：“当今有谁会办外交？”阎敬铭的回答是：“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那倒是，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那才叫爱国情操！郭嵩焘翰林出身，却去搞外交，在时人眼里，比大家闺秀做妓还要不堪，所以，时人送其一副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还不算，郭嵩焘家乡的一批爱国士绅竟然要“毁其家室”，郭嵩焘也知道这外交不好玩，几次向政府要求改派他人并装病不去，奈何慈禧就相中了他，1876年，郭嵩焘上任去了。
清政府的外交，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郭嵩焘到了英国，才发现笑话闹得不少：第一，政府根本没有给他颁发驻英公使的国书，他就这样扛个光脑袋就去了！第二，一个光脑袋还不行，还一下去了俩光脑袋。当时的国际惯例，驻外公使仅有一人，可清政府还给郭嵩焘派了个副使刘锡鸿！
郭嵩焘出使前，总理衙门要求他将外国见闻记录下来，送达政府，以作了解。总理衙门将其日记编辑成册，这就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没想到大臣们看后，大怒，认为郭崇洋媚外不说，且“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政府一看，赶忙把《使西纪程》毁版。与此同时，原先的驻英副使刘锡鸿也出来揭发郭嵩焘乃是大“汉奸”，罪状总计十条。比如穿洋人的衣服、跟洋人握手、学洋语、听洋戏等等。
至于刘锡鸿本人，作为大清的第一代外交家，似乎只发现了“英人无事不与中国人相反”的一面：“论国政，则由民而及君；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论文字，则由左而至右；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为何如此相反呢，刘外交想到了地圆学说：“盖其国民居于地轴下，所载者天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
总之，在刘锡鸿与国内爱国者的攻击下，郭嵩焘发现，自己的外交是干不下去了，不等三年任期期满，即请求回国。1879年，政府让曾纪泽接替他的职务。
曾纪泽就不怕落个汉奸名声？非也，他跟他老爹学的，极谨慎，由于身兼英法大使，所以出使前给法国使馆一封信：“现在极要一事，须与台端一商者：贵国为秉礼之邦，泰西各处礼仪，大半依据贵国所行以为榜样。中国遵至圣孔子之教，亦以礼仪为重，然道途太远，风俗亦异；是以彼此仪节，迵然不同。一切细故末节，尽于通融办理；惟宴会一端，尚须斟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会；凡贵重女宾，坐近主人；贵重男宾，坐近主妇……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鄙人此次挈妻子同行，拟请足下将鄙人之意，婉达于贵官议礼大员之前。中国公使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同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中西和好虽殷，吾辈交情虽笃，然此一端，却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若蒙足下从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规矩，则将来中国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视为畏途，实与彼此通好长久之局更有裨益。”
看了曾兄这长长的信，真替他头疼。男女受授不亲啊，你说人家出使在外为国尽忠吧，居然还得倒贴妻女，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老外握了红酥小手。做这样的外交官，也真叫个难！
林则徐的销烟
大清臣民吸鸦片，一度吸到了一种艺术境界：躺于卧榻之上，枕边一盏欲灭不灭的煤油灯，手中一杆长长的烟枪，烟锅里放一块烟膏，就着悠悠的灯火，悠悠地吸，悠悠地吐。现代中国男人常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抽一支香烟就美到如此程度，何况是鸦片烟呢？鸦片烟不只是吸后舒服，但就那姿式而言，就够神仙的境界了。
鸦片，来源于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她的名字叫罂粟，原产于希腊。希腊人首先发现了罂粟汁的药用价值。当地居民更是把她制成了零食，用来止泻和止痛。后来，罂粟传入印度。既已到了印度，就不会忽略中国。七世纪，罂粟传入中国，中国人给她一个更美丽的名字“阿芙蓉”。李时珍在自己的《本草纲目》里对她的药用价值作了介绍。至于鸦片，她长期在中国的药店里出售着，默默无闻着，直到乾隆时期中国一个小尼姑因吸食鸦片而治好了自己的瘫痪！
想想中国的“地龙”热，再想想中国的传销热，你就会明白，鸦片在中国的突然风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小的时候，我家尚保存有战乱时期偷偷种植出来的罂粟的果实。娘给我看，告诉我，如果我流鼻血了，弄些白膏往鼻孔处一塞立马儿就好了；如果我肚疼了，给我喝下一点点，立马儿就不疼了；还告诉我，爷爷有偏头疼，没钱治病，靠的就是这个……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穷人富人都喜欢吸食鸦片，穷人可能是为了免于痛苦，富人可能是为了与神仙比美，不穷不富的人，可能是为了消解忧愁。大清时的百姓，起初对鸦片烟可是持赞赏态度的：当你有了烦恼，你就吸鸦，一切烦恼随烟而消散！
所有的烦恼，最后积聚到了道光皇上的额头：
雍正七年，中国输入鸦片200箱。
乾隆三年，1000箱。
嘉庆二十二年，3698箱。
道光元年，4770箱。
道光七年，10025箱。
道光十八年，28307箱。
据史载，中国从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起开始禁鸦片输入了，我疑惑的是：大清禁烟已有百年了，为什么愈禁愈弛呢？英国商人只把鸦片送到中国沿海，至于鸦片流入中国内地，到底是大清海上缉私队的渎职还是大清小鸦片贩子爱岗敬业使然呢？我只知道，大清国土上四处冒起了烟泡儿，道光也急得七窍生烟了。道光着急的当口，太常寺卿许乃济的奏折来了。许的主意大致如下：一、这玩艺儿咱愈禁流弊愈大，不如不禁，随他们吸算了，反正吸者都不是好人，一般吸不死，吸死了也活该，反正现在人口压力挺重的。咱只禁止官员、兵丁、士子吸食就行了。二、为了防止白银外流，咱们规定，不能用白银交易，只能以货易货！三、这玩艺儿既然挣钱，咱不如自己种算了！道光皇帝一看，在许的奏折上批一个“所奏甚是”，同时把许的奏折转给广东的省级干部们，让他们发表高见。两广总督邓廷桢、海关监督文祥等居然同意了许的意见。可是没等他上书，越华书院的一个教授告诫邓廷桢：注意啊，百世后你的声名，如果青史特书弛禁乃是某人所请，那怎么好呢？这告诫太及时了，邓廷桢上了个折衷的折子：先严禁三年，三年不成，再想办法不迟！
历史的结果可想而知，屎盆子扣到了许乃济的头上：官职由四品降为六品，去职退休，青史留恶名！
与许乃济主张完全相反的，乃是四品官员、身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他上的奏折是重典禁烟，大致意思如下：一、给每一个烟民一年期限，一年之后，尚有吸食者，格杀勿论。原先的吸食者，都是打板子，毒瘾的折磨远比打板子难受多了，如果我们处罚吸食者的死刑比毒瘾上来还令人难受，吸食者就接受戒烟了。二、互保连坐式禁烟。一人吸烟，五家连坐！客商吸烟，店家连坐！官员吸烟，加倍处置，子孙也遭连累；官员家属幕僚吸烟，处置官员本人；至于士兵，也取保甲制，按地方办理！
黄爵滋的此奏，痛快倒是痛快，可是弛禁他下不了决心，如此严禁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当时的天朝臣民，吸食者已不下四百万，如果戒成功一半，那也还有二百万啊，如果十个里面戒九个，还剩四十万，一个一个杀头，那可不是杀鸡啊！于是，道光再次将奏折下放，让大家讨论。问题是在没有确立“言者无罪”的体制下，大臣们谁认真的给你讨论啊。但是也有例外，就像许乃济与黄爵滋就是例外一样，历史给大清王朝准备了另一个人物——湖广总督林则徐浮出水面！林则徐，他将成为道光手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去广东禁烟。
正像后来的赫德可以在贪污成风的中国海关创造高效与清廉的奇迹一样，林则徐也可以创造此等奇迹：一、限令夷人交烟。二、整顿军队队伍。三、断绝广州与澳门的联系！四、所有百姓（当然只限百姓，因为大清官员不能与夷人相见，早是大清帝国的铁杆纪律），不得与夷人有任何联系，否则以私通外国例论罪。五，收缴203167箱鸦片，收缴、存放、包括销烟等一系列的过程中，无一丝漏洞，这一切让时刻关注此事的英国人也大为赞叹：“贪污中饱的事，是绝不可能的！”
问题是，林则徐个人的力量支撑不了大清这艘快速下沉的破船。林则徐可以创造一时的奇迹，但是他创造不了大清的奇迹——就在虎门销烟的当口，又有一万箱鸦片运到了中国海面，你林则徐的关口不好过，并不意味着大清的其他关口也不好过！更何况，林则徐本人的命运，跟他的道德无关，更跟他的能力无关。英国兵船来了，大清抵挡不住，林则徐就只能沦为替罪羊了：流放新疆！
历史就这样给我们造就了一个悲情的民族英雄。
历史有时候也调戏人们的感情。太平天国起事前，大清政府再次感觉不妙，并再次想到了林则徐，1850年，66岁抱病在家的林则徐接到了咸丰皇上的圣旨，重新任他为钦差大臣，命他前去广西镇压乱党！临危受命，林则徐上路了！
只是林则徐还没有走到目的地，半路上就去世了。
感谢苍天，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句号！只有一点遗憾，林公的销烟注定是一场烟花了，因为由禁烟导致的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进入中国的年总和，已远远超过林公禁烟前一年的数字！如此，当30年后李鸿章在台湾问题上与日本谈判取强硬态度时，总理衙门大臣文祥骂“李鸿章要做第二个林则徐”就可以理解了，一句话，大清主流思想始终是把林公的销烟当作鸦片战争之祸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