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战略是一个大题目。
战略是一个大题目，影响一个公司的存亡，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影响每一个人的命运，不可不察。
一方面，因为战略的重要，有必要写点什么。另一方面，战略这个题目太大，很难写清楚什么。所以，勉为其难。
1999年，我说互联网是一个泡沫，解法是uphone，当时没有人信。随后，互联网泡沫破裂，一些学计算机的失业，互联网大佬AOL和Yahoo式微，手机公司Motorola、Nokia、Blackberry衰落，苹果等新的手机公司兴起，计算机整个行业火爆。顺便说一下，苹果手机不创新也就走到头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发明家富勒告诉赫鲁晓夫苏联需要改革，赫鲁晓夫听懂了，但被搞下去了，1991年苏联解体。
这些战略进程时间跨度太大，事件太复杂。新冠是大家正在经历的事情，事件不太复杂，记忆还不模糊。如果采用我的反向隔离战略，仅美国就可以减少100万人的死亡，避免万亿美元数量级的经济损失，也就是说每个家庭平均减少一万美元的损失。
（一）战略，被遗忘的艺术。
战略，在军事意义上讲，就是大规模集团作战的谋略。现在引申为实现某种目标的高层次全方位的行动策略。
战略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不是你看了一遍《孙子兵法》《战争论》就学会了战略，需要悟，需要实践。艺术的原创是很困难的很稀少的，艺术需要传承，一般是师徒式的传承。
被遗忘的艺术，就是从业者不多，没有曾经的辉煌。从前，谋士或军师是国君的座上客。Roger Martin，多伦多大学商学院前任院长，曾经写过一篇同样标题的文章，感叹商学院的战略教授越来越注重写论文互相引用，炫耀数学而忽略实用，战略咨询公司，如波士顿咨询、麦肯锡，也很少做真正的战略咨询。
（二）战略为什么被遗忘？
一个行业要兴旺发达，要有买家和卖家。买家要识货，知道货物的价值，愿意出合适的价格购买，卖家就会不断提高水平，满足买家的需求，因为卖了一个合理价格也就有不断提高的本钱，这样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一个原因是没有战，也就没有战略，也就没有战略家。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国君有生死存亡的竞争关系，所以懂得战争也懂得战略家的价值。中国在宋以后，主流是宫廷内斗的技法，战略家没有价值。美军因为经常打战，军事战略水平就比较高。
另一个原因，就是现代职业的专业化，在越来越窄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精，而对整体的理解越来越难。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人们只需要依赖专家，不需要战略家。这种想法短期来看是节约成本的，因为战略家是很昂贵的，但是这种想法是短视的不可持续的，因为变化是永恒的而不变是暂时的，长期来看没有战略家是风险极大损失惨重的。原则上讲，CEO要制定或者至少參与制定战略，但很多时候只是管理。
军事院校和商学院一般会开设战略课程。理工农医一般都没有战略课程。战略家要对整体负责。军事战略家要在不完整甚至很多错误情报的情况下制定出致胜的战略。
（三）CEO、战略家与专家的关系。
以交响乐团作比方，战略家就是作曲家，CEO就是指挥，专家就是各类演奏家。作曲家要了解每一种乐器的功能，但不一定会演奏，作曲家知道演奏得好不好。指挥要理解整个乐曲，组织一个团队，把作品呈现给观众。
但在军事或商业战略中，三者的互动要复杂得多。有时候，CEO就是战略家。专家也不是单纯地听从指挥，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和改变战略，有时候甚至通过董事会把CEO赶走。小规模部队和Agile，都是现在组织管理上的战略适应性变化。
专家一般易于接受在原系统下的小改善的创意，而不容易接受改变原系统的颠覆性创新。小发明是战术，一般不超过CTO层次就可以判断决定，而重大颠覆性创新是战略，要在CEO和董事会层面讨论。技术专家往往对外来创意有抵触情绪，误看成竞争关系，其实是帮助关系。比如，uphone的创意创造了大量的计算机方面的工作机会。
（四）国家战略
在农业社会，国家战略就是开疆辟土。这一点上，杰斐逊是美国当之无愧的第一战略家。他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购买，大幅度地扩大了美国的国土面积。
在工业社会，国家战略就是重大技术创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重大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做才有效。
国家战略失败的例子：德国的希特勒，日本的东条英机。苏联解体。
（五）探索创新的低回报与商业应用的高回报。
探索创新是缓慢的高风险的低回报的活动，而成功之后的商业应用是快速的低风险的高回报的活动。一些时候，探索创新甚至是零回报。棉籽分离机把棉花与棉籽分离，这是一项降低棉花生产劳动成本的重要发明，但发明家打官司花费巨大结果是没有赚到钱。特斯拉发明了无线电通信，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而其中的一个人因为专利官司的艰难而郁闷死于疾病。电视的发明者没有得到一分钱。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者也没有得到一分钱。光靠发明家的intrinsic motivation而没有相应的经济回报是不可持续的。
重大技术创新的成本是很高的，大多数尝试是失败的，把这些失败的包括进去才是重大技术创新的真实成本。一项重大技术创新的成本大致估计如下：
爱迪生、特斯拉级别的发明家：一亿美元数量级。
其他民间独立发明家：十亿美元数量级。
大公司实验室（比如贝尓实验室）：百亿美元数量级。
美国政府：千亿美元数量级。
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的创新成本最低，而进入开发阶段的项目大部份是成功的，风险最小。普通的startup绝大部份是失败的。重大技术创新既不可以专家评估，也不可能预先计划，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技能组合能够产生下一个重大技术创新。
（六）战略家的技能。
根据Roger Martin的说法，一个好的战略家要有三个方面的技能：
一、定性分析能力，而不单单是定量分析能力。需要所有信息的综合推理。商业战略咨询是从定量分析起家的，这个是科学。而定性分析是艺术，最好的学习方式是拜师学艺。
二、对话能力，问问题。
三、同时考虑多方面，而不是局限于某个专业。单一的工作经历难以成为好的战略家。
对于重大技术创新战略，我要加一点，就是长时间独自思考能力。 Stay alone and think it through。这个长时间可能是几年或几十年，并且不是预先可以知道的。
（七）新冠战略。
美国的压平曲线战略是从小布什总统时就开始制定。
2020年元月初，武汉基层医务人员发现了疫情，多家核酸机构检测到类似非典的新冠病毒。这些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没有能上升到有效的防疫战略，不然疫情就会被消灭在武汉。
2020年元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个做得对。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宣布中国为疫区，全球警戒。世界卫生组织的战略误判，疫情从中国传到世界。
2020年四月，中国控制住疫情。做得非常好。
2020年四月，我预测了美国的新冠战略，提出美国应该采用反向隔离战略。
上策一，严格隔离，死亡人数300～3000，时间二个月，经济损失百亿美元。
上策二，反向隔离，死亡人数6000～60000，时间二个月，经济损失百亿美元。
中策，放任自流。死亡人数100，000左右，时间二个月，经济损失百亿美元。
下策，社交距离压平曲线，死亡人数600，000到1，000，000，时间二年，经济损失万亿美元。
2020年7月，非洲的数据（除南非等个别国家）基本上证实放任自流战略，从而也证实了反向隔离，因为放任自流就是自发的反向隔离。
2021年四月，根据美国和以色列的数据，推断出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的战略效果甚微，也就是说不会改变我的战略预测。证实。
2022年元月，确认Omicron是新一轮疫情的开始。
2022年四月八日，指出上海疫情已经达到转向反向隔离的程度。中国错失了一个改变新冠战略的机会，死亡人数一样，可以减少近一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上海若成功，中国也可在秋天开学前就恢复正常。
上海公布了封城期间的新冠死亡，但没有公布期间的超额死亡，那我是怎么得到这个机密信息的呢？社交媒体。当然，社交媒体上谎言乱飞。一个战略家，就像一个军事战略家一样，能够从一大堆错误信息中，得到真实情况。比如，下面这段对话。记者：听说死了很多人啊。殡仪馆：我们是很忙。记者：听说死亡数翻倍。殡仪馆：没有那么夸张。这段对话就告诉了死亡人数的大致范围，与我预测的一致。所以说，定性分析能力对战略家很重要。
主流媒体关于新冠的报道错误更多，危害更大。举个最近的例子，说一个哈佛大学的文章报道，美国94%的人感染了新冠。你如果看一下原文摘要，给出的区间是79%～99%，普通读者就以为真是94%。我估计大约80%，与这篇文章不矛盾。感染数与死亡数是相互关联的，但对于新冠疫情，简单地用专家通常用的病死率来表达是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新冠把很多专家搞成了砖家的原因之一。这种关系不好用数学公式描述，但可以感觉到。我从2020年四月初开始就意识到了病死率对新冠疫情不太适用，避免使用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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