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的儿子吃夹食了，嗝打个没完，无助中悄然来到我身边。我倒是有个办法，但会让他有点儿疼。他同意后，我开始抓住他的小手，掐住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穴位。几分钟后，不打嗝了。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办法的呢？”
“跟你爷爷学的。我小时候打嗝，我的爸爸就是这样治的，”爷爷去世得早，他没见到过。
以后儿子打嗝，每次都找我，因为方法灵验。
还有一次，儿子突然肚子疼。我掀起他的T恤，径直抓住他后背正中鼓起的一根筋。抓筋的时候会疼，但渐渐地筋消失，肚子也就不疼了。这个方法也灵验，也是从他爷爷那儿传来的。
幼时的我，打嗝不止，很担心会一直打下去、永远不停，因而陷入恐惧。父亲于我，犹如救星。
人称父亲是个先生，但他是教师，并非郎中。在我们那个地方，教师和医生都被称作先生。
我是幺儿子，父亲四十五岁时才有我。对他早年的经历，只知零星。父亲读过两年私塾，成长于兵荒马乱之中。十五岁那年，他带着十二岁的大弟弟，去几十里地外的山里砍柴。在山上捡到一枚手榴弹，两个人你扔过来，我扔过去，欢喜得不得了，完全不知道这杀人武器的厉害。手榴弹爆炸了，人们一边往山上冲，一边叹息：这两个小孩完了，这两个小孩完了。跑到山上却发现，他们毫发无伤。不然也不会有我们这些散布五湖四海的后人。
日本人没来，要务农、谋生。日本人来了，要跑反、逃生。国民政府抓壮丁、强制征兵抗日，父亲逃壮丁、从湖北黄冈一直逃到四川重庆。那年他十八岁，孤身一人第一次出远门。一位国军将领法外施恩，收留他在家做长工。父亲在重庆呆了三年，躲过了战场杀戮。而且将军还教他文化，算是半工半读。父亲正是凭着国民党将军传授的文化知识，才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被遴选为教员。父亲晚年，大嫂带他去重庆旅游。沧海桑田，将军公馆，已难寻踪迹。
日本投降后，回到家乡。又一场战乱，又三年。仗打完了，开始兴学。父亲先在大别山麓的团上小学，教了好些年。虽然家贫，但教书先生在乡间还是受尊重的。父母结合的时候，父亲年届而立，而母亲年方十八。大哥进入学龄后，父亲将他和年龄相仿、我们的小姨带在身边上学，每天督促他们读书看报、诵读范文。原来大哥的文化基础是这样夯实的。
父亲在团上跟那里的学生、山民建立了感情。以至于多年后，父亲退休在家，原来团上的小学生，已步入中年，成为老学生，有时都还来看望他，来回好几十里的路程。山里民风淳朴，石匠功夫精湛，砌的石墙，跟山一样结实。父亲生前两次做房子，每次砌屋基都特地请来团上的师傅。
后来父亲调回本乡，在家附近不同的公办学校里轮流执教。一九七六年前后有两年，在铁河中学负责勤工俭学，兴办校办工厂，生产电线绝缘外套。有一次出差到广州，路远、语言不通。有年轻时流浪到重庆的经历，父亲想来是不怵的。回家时，带回一只菠萝。当时内地少见，反正乡间没有，我和母亲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刺乎乎的，不知道怎么吃。父亲仿照广州人的做法，切着斜纹给菠萝去皮，我们才尝到那酸甜的滋味。
因为主持校办工厂，父亲开始接触、使用钢材，喜欢上了钢材的质地。他设计了一种纯钢材的落地煤油灯，底盘三十公分，油灯在上，中间以钢筋焊接，近两米高。掏钱让人做了两盏，带回家中，母亲自然会埋怨他败家。钢灯大体可用，不占桌面，可自由移动。但是有时一不小心会打翻。另外在使用时，灯火将钢质的盖子烤得炽热，加油困难，易被烫伤、油污。
父母先后去世已经快二十年了。不久前老家的房子拆除，机械化的设备摧枯拉朽，一栋老房子，几分钟就完事了。父亲的那两盏钢灯，到哪里去了呢？
父亲每个周末，从铁河中学，涉水过河，回来帮母亲料理家务。一次带回一部收音机，借钱从供销社买的，二十四元，他月工资才三十七块半。母亲埋怨，我和二哥却很喜欢。收音机有新闻，有音乐，可自由选台，能自由移动，这些都是连到各家各户的有线广播比不上的。我们不分白天黑夜，一有时间就听收音机，父母总是警告，会烧坏的。晚上能收听到“敌台”，“自由中国之声”常能收到，“美国之音”杂音很大。收音机里别有洞天，我们无限神往。而父亲本人，只听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偶尔得空听点楚戏。
我们兄弟三人品性各异，成长轨迹也各不相同，但都有不从流俗的倾向。父亲喜好新奇、不墨守陈规的基因，自觉地、不自觉地，我们是继承下来了。
！！！！！题外话！！！！！
在一个论坛，《有福之人六月生》（6）遭到了非议。感谢那些批评者，他们不但为我赢得了空前多的读者，更重要的还为我赢得了一个朋友——有名的江上一郎先生。这是值得的，我大赚了。另外我也感谢网友hongloumeng和Undine等在现场的支持和安慰。
有人怀疑我吃糠是杜撰。当年吃过的糠，我不可能今天吐出来给你们看，所以我没法证明。但是，吃糠的情节和后果，是没有经历过的人难以编造的。迄今我见过的可信的描述，是史铁生在延安的插友王新华先生的回忆。我是在《今天》上读到的，原文查不出来了，但是链接在这里http://www.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2425。我的回忆跟王先生的描述是一致的。当然鄂东北不是陕北，我吃糠可能没有陕北的小孩吃得多。
某先生声称他也吃过一次糠。他是麦麸、谷糠不辨，实际上他吃的连麦麸都不是。你当麸糠是可可粉呐。
有人不喜欢我谈自由。马克思早就替我作了回答：“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
有人不喜欢我把吃饭跟自由联系起来。你们去查一查罗斯福说的四大自由，是哪四大自由？你们也应该读一读我写的《残阳草色硝烟》。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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