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为增加收入，总要在我们睡下之后，坚持织土布到深夜。我们在手工织布机有节律的撞击声中入睡，往往一觉醒来，母亲还没有停息。到了农闲时节，母亲会将布匹染上花色，然后肩挑背扛，经大埠过长江，由鄂州上武汉，周游三镇，走街串巷，直到将布匹卖完。遥远的路途，全靠双脚步行，还要扛着布匹。一个文盲，一字不识，没有地图，没有全球定位系统，全靠沿途问路。每次回家，带回的不仅有终于将布匹卖掉的轻松，还有每年不同的沿途故事。其中的心酸曲折，难以言叙。
有一次母亲走夜路，三番五次走来走去，却发现自己总是回到原地。难免会有被野鬼缠身的恐惧，但最终还得硬着头皮走出去。直到我上学了，才从书报中得知，人的双腿不一样长，而在黑夜中视觉难以发挥作用，行走路线得不到矫正，所以才会走圆圈。在现代化的今天，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今天的少年，会觉得这样的故事，象神话一样匪夷所思。
寄人篱下的极端不便激发了无与伦比的勇气决心。我家七四年开始填筑废弃河床中那块低洼“地基”。那河床有一两丈深。填屋基需要与天奋斗，刚填起的沙土，一经雨水冲洗，又会流失大半。父母兄姊一得空便去填土，屡填屡毁，屡毁屡填。到了七五年正式开工建房之前，又请来数十村人，将地基完全填起。虽遭强邻粗暴阻挠，但幸得多数村人鼎力相助。房子建起，除了墙根的石头，全是土坯，因为买不起砖块。到房子落成，家中已无米下锅。母亲只得去村南关系较好的一户人家，借来两升米，做了顿搬家饭。全家依然吃得欢天喜地，毕竟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搬家不久，大哥参军。那是当时他脱离农村、改变命运的唯一可能途径。一年后恢复高考，农村青年才算又有了一条出路。这时二哥已经升入高一，而附近的初中开始实行三年学制。父亲将二哥转过去读初三，以夯实基础。我那时九岁，在母亲的鼓励下，给二哥背了一床棉被过去。母亲教我，不认识路，问路边的老人，要有礼貌。乡间的土路是完全没有路牌的。
农村也没有托儿所、幼儿园。大人在田间劳作时，小孩只能在田头抓泥巴玩。不存在什么学前教育。整个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我完全一片懵懂，至今想不起是怎样混过来的。七八年开始上四年级，吴水才、刘月兰两位老师分别教我的语文、数学，我竟然开窍了，由以前的一塌糊涂，一下变成全班第一。五年级后，刘月兰老师去县师范学校进修，数学课由刘才咏老师接任。我的成绩依然遥遥领先。这三位老师都很优秀，于我有再造之恩，永志难忘。
另外很重要的，二哥给我订了份《中国少年报》，每周一期，带给我看。这张报纸对我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那是穷乡僻壤的少年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有了它，我感到自己相反是富足的，因为我知道那么多周围的人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我至今记得报上连载的外国野生动物学家的关于大猩猩的日记，怎样让我期盼着二哥带回下一期的报纸。依然，我不知道有美国，更没有想到今后要来美国。但是向往外部世界、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与日俱增。后来，二哥还教我将喇叭搭在广播线上，收听广播，接受更多的信息。读报培养了我阅读的兴趣。我开始向父母要钱，去附近的供销社买书。每次父亲都责怪我乱花钱，但他从未真正阻止我。因为他知道，我从没买过零食或者玩具，我只买书和文具。
三十多年以后，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告诉我，那位野生动物学家是简·古德尔。他是对的，我流泪了。
七九年夏天，大哥在部队呆满三年，第一次回来探亲。他已经提干了，算是真正脱离了农村，大家很高兴。他借来一辆自行车，带我去县城，买酸梅汤给我喝。那是我第二次到县城、第一次喝酸梅汤。但是他在家，依然要帮家里干很多活。不久，他经人介绍跟大嫂恋爱。大嫂是财政局长的女儿，看上大哥，最好地证明了爱情是盲目的。但是她父母很快同意他们交往，似乎说明也不完全盲目，虽然门不当、户不对。伯伯是少见的好人。以后他还教育我，世上农民最好，工人其次，显示很深的民本思想，不简单。
大哥返回部队之前，要求我考满分。我成绩虽好，但从未考过满分，感到很紧张。那一年，二哥分数达到黄冈高中，最后被县一中录取。第二年，我数学真的考了满分，语文、英语也是第一，进入县一中初中部。英语只学了两个月，老师花大力气让我们背“龙来无前门毛！龙龙来无前门毛！！”这些都是家里的喜事。
母亲最担心的，是我们陷在农村受苦。农村的苦，非农民不能忍受。我小时候，每年三伏天，乡间总有人在烈日暴晒下，从事重体力劳动，中暑身亡。总有人不堪其苦、陷入绝望，服毒身亡。总有儿童无人照看，溺水身亡。父亲总要叹一句，“穷人的命薄！”但是下一年，同样的事还会再发生。
现实的残酷不容任何的幻想。我和二哥很早就意识到，升学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虽然在这座独木桥上行走，就像挣脱地球引力一样困难。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任何一步失败了，你都会被重重地摔回地面，世代从事修理地球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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