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洪秀柱对新疆的走访与公正叙述！感谢《龙行天下》的专题节目！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进行访谈，在当下谎言充斥的媒体大环境中实属出淤泥而不染。
在我年轻时西方媒体对新疆的报道就是捕风捉影的，不过之前不算太过分，以为是他们不了解情况所致，直到2009年各主流媒体公然对“七五”暴乱大肆歪曲、捏造污蔑，算是看清了什么叫新闻“自由”。但新疆方面的处理方式也难辞其咎，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屠杀从7月5号下午开始，北京时间七点左右，新疆时间五点（不错，新疆有自己的时区），绝大多数报道都说是晚上，那是按北京时区定的，不准。新疆在夏天一般是北京时间四点或四点半才上班，八点以后下班，八、九点热闹刚开始。其实六点钟就有两百名维吾尔族人在广场示威集会，抗议广东韶关玩具厂事件的处理，很快被警方劝离。七点左右，他们重新聚集了近千人沿街游行，事先并没有大屠杀的征兆，但游行一开始就暴力，他们推倒街道中间的隔离栏，砸烂公交车，沿途打砸烧杀店铺与行人。那天是周日，市民们像往常一样出门散步、逛街，一到街上就蒙了，有车的逃得快些，走路、等公交的就很惨，这就是为什么之后乌鲁木齐人收入不高、拥车率却奇高的原因。
在屠杀之前的一两天，有位维吾尔兄弟听说有大的行动，向警方汇报，警方查了一圈没查着，当时他们没查外网，也没想到，就以为只是在喊狼来了，没当回事。据说后来这位好心的维吾尔族兄弟还遭到打压。
屠杀开始时，新疆高层正在开会，只缺了最关键的一人——王乐泉。到现在也没确定消息表明他到底干吗去了，但只有他有权力向中央汇报。这里交代一个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过一次维吾尔族聚众闹事，一名警察执法过度，造成更大的暴乱，所以胡耀邦决定收走新疆方面针对暴乱的执法权，规定发生事件必须上报中央，由中央开会研究做决定之后才能镇压。后来的历史显示这一决定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天，暴徒们在街上疯狂地杀到晚上、又杀了一夜，自治区的头头脑脑们就在会议室里待了通宵，没人敢担风险越级上报，可出这么大的事也没人敢擅自回家。按照胡耀邦推行的少数民族犯法一律“少捕少抓、从宽处理”的政策，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精神，一群父母官决定迅速处理尸体，删除网上的言论和视频，也销毁人们手机中的视频。对如此大规模的残杀进行掩盖，目的是想平息民族纠纷，让受害的群体以大局为重，息事宁人。
到早上，王乐泉终于露面了，上报中央，而胡锦涛当时正在国外访问，没能立刻联系到，所以又耽误了些时候才派武警镇压。一开始，武警还温和地只拿着盾牌和警棍，面对的却是几千名持刀的歹徒，抓捕速度贼慢，到开新闻发布会时只抓住了少数。当时罪证已经销毁得差不多了，在中外记者面前，官员只含混地说发生了暴乱，已经在平息之中，要大家相信政府，绝口不提到底有多少伤亡、有多少暴徒、有多严重。很讽刺的是，正在粉饰太平的时候，一大群维吾尔族妇女冲到事先安排好的外媒参观、采访途中，哭哭啼啼地说她们的丈夫、儿子、兄弟被无辜抓走了，结果被外媒记者看了个正着，立刻就成为新闻发布的焦点，关于中国政府无端抓捕少数民族的稿件马上就见诸世界各大知名媒体。
新疆方面彻底傻眼：当时根本就没抓到多少人，怎么会有这么一大群家属？！而且新闻发布会与现场参观都安排得很仓促，普通老百姓不可能事先知道参观路线。有关人员这才反应过来，整个事件其实是一场精心的谋划，连新闻发布会也在人家的掌控之中。后来查到被恐怖分子用作联络平台的脸书、谷歌，向网站方寻求合作却遭拒绝，由此建网墙。
当时乌鲁木齐街上有很多外国记者，都无视长相像汉族的，只采访少数民族，但他们没想到大多数少数民族并不支持暴乱，而采访内容中凡是揭露暴徒行径的就都不予以报道，或者把人家的原话掐头去尾地进行歪曲。有被采访的人看到关于自己的报道都傻了，幸亏有国内媒体当时也在场录了全过程，否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种做法把乌鲁木齐民汉各族市民惹怒了，就有人去跟外媒记者理论，却被描述成野蛮无礼，于是人们决定拒绝采访，又被说成是惧怕政府报复。什么叫话语权！
可自己先把大量的证据销毁了，主动替犯罪分子销赃、掩盖真相，想轻描淡写地以“暴乱”之名蒙混过关、之后不得已才改口说有屠杀，落得弄虚作假的口实，又能怪得了谁！
后来，警方对七五大屠杀的暴徒的处理还是遵照胡耀邦“两少一宽”的民族政策执行，放走了绝大多数犯罪分子，让他们得以在全疆各地继续行凶作乱、有恃无恐，直到2014年5月22日公园街爆炸，令才结束视察、离开新疆不久的习近平震怒。终于，三十年了，任由汉族人成为被宰羔羊的政策总算停止实行，但也只是不再执行，还是没人敢官宣那是一项误国乱邦的政策，也没人敢彻查那项政策在三十多年中所导致的死亡、伤残人数。朝中到底有没有男儿？！
从2014年开始的教育培训中心是住宿制，允许每周末回家，但新疆太大，很多地方交通不便，一个周末来不及来回，所以大多数人就呆在教培中心、不回家，却被人污蔑为不让回，即便每个周末都能回家的人站出来证明也无济于事。教培中心也允许打电话，但有时间限定，而且课程从早到晚排得很满，还有人认识到自己错了，不好意思跟家人联系，所以很多人不打电话，被说成“失联”。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自己错了呢？当然不，但大部分人是。
教培中心里的绝大多数人员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疆经济变困难，老百姓生活拮据，而很多清真寺则划拨资金，给不去公立学校、只上查经班学古兰经的孩子每月发补助，引得大批家长不再让孩子去上学，靠孩子领回来的钱糊口。另一类是使用从2003年开始全疆通用的疆独版中小学教材长大的年轻人。这两类人基本不会汉语，找不到工作，脑子里只有古兰经，不懂法律，尤其在查经班长大的更是缺乏小学生就该有的基本知识。教育培训中心的课程是针对这些人设计的，配有实用技能教学，相当多的人结业后找到了工作，没有入监的污点，改邪归正后在社会上跟正常人一样。
教育培训中心效果很好。但是！迫于国际压力，至2019年底，全部！撤除！中国方面以为能避免经济制裁，因而做了让步，很屈辱。教培中心一批一批地关，一步一步地退让妥协，直至全部关闭，之后人家该制裁照制裁，白的棉花、红的番茄该抹黑就抹黑，一点面子都不给。这脚砸得疼不疼？肠子悔青也晚了。
从2014年起的暴恐治理是从几方面同时进行的：各地严格安检筛查、警民联防、教培中心开展基础知识与法律常识补习并培训技能、全面经济扶贫、上山下乡一帮一结亲，等等，本来预计最多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能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状态，但教培中心撤销后，这个进程肯定延长，成本也更高。也是用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是教训。彻底清醒了没有呢？以后还砸自己吗？我看难免，“人之初，性本善”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以“性本善”之心度“性本恶”之腹，或者以“性本恶”之心度“性本善”之腹，是羊文化与狼文化的碰撞，两边都没做到知己知彼。中国那边是落后得太久、仰望得太久；西方则是自视甚高得太久，并且以为自己做过的坏事别人肯定也做，以己推人、想当然了。反过来说就是：有人把我们想得太坏了，并将假定推断为事实。
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别比表面上、比想象中要大得多。减弱文化之间的分歧、解开人种之间的缔结，如果我们这一代多做一些，我们的孩子就少受些委屈，否则搬起的石头还会落在下一代的脚上。
2022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