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去印度出差的时候，曾经和一位印度同事对民主“Democracy” 和 集权 “Totalitarianism”有过一些讨论。印度是民主国家，我的同事认为这种系统非常的糟糕 —— “Cannot get anything done!” 他认为印度就应该象中国政府那样走集权化，他羡慕极了中国基础设施发展建设的速度和成就。说到印度要修一条路，猴年马月了也修不好，把时间都花在不停的辩论和民主投票上去了。如果在中国，政府或相关部门一声令下，“超音速”地就完成了。我想他当时这样说是有恭维我的成分，但是他也确实非常羡慕中国的高效率，总说90年代初印度的人均GDP还在中国之上，而如今中国已经远远地把印度抛在了后面。我在自豪之余连忙说，也不能这么说，民主或集权各有千秋，没有绝对的好或坏。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也是在某个阶段集权更有效，而在另一个阶段民主更有效。集权虽然效率高，在一定时期似乎比民主有更多的优点，然而集权的时间过长，或是应该民主的阶段一味地迷信集权，势必会产生很多的副作用，比如政府官员的腐败，决策的质量。严重的会造成整个的系统的崩溃和失败，会产生犹如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的危险情形。而民主虽然效率不高，但一般不会走到彻底失败和崩溃的地步。
当时只是泛泛而谈，经过了这几年的新冠疫情，加之最近的俄乌战争，当我和那位印度同事再次聊起如今的形势，我们都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他认为我的一些话现在听来很有道理，普京曾经说过：给我20年，我会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然而，这场战争之后呢？我替他痛惜，也许不止20年的倒退吧？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两个都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集权的弊处。普京应该有很好的机会，似乎也有能力实现他对俄罗斯人民的承诺，但是无人企及的权利让这一切成为泡影。一个人权利过大，底下的官员只会拣他喜欢听的说，忽悠了他也不会知晓，欺上瞒下的事情必定会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做的决策肯定不是最佳的，但定下这个决策的时间一定非常的短，似乎很有效率。他要发动侵略谁敢不从？谁敢提出异议？苏联解体以后，本来应该可以韬光养晦，慢慢发展经济，等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就可以考虑走向民主的，可是现在这一切让这些年的努力化为乌有，应验了我之前提到的集权的危险会致使系统顷刻之间陷入崩溃而导致失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之后，能吸取教训，对他们自己、对世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这样说完全基于没有疯子会使用核武器，也是基于各国当权者具有相对理智和公平的处理危机的能力。顺便说一句，在军事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能力上，普京比斯大林和毛泽东还是差之甚远。
那集权在什么时候有效呢？乌克兰战后就需要有一个“粗野形”的当权人使用集权来慢慢恢复。当决策需要的是速度，而不需要太精打细算的时候，集权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印度也应该考虑在很多方面，例如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来利用集权来提高效率。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万能的。当社会、经济步入正轨，决策的速度不是关键，而需要精打细算，各方面协调合作的时候就需要民主的制度来协商、辩论和通过投票来选出最佳方案。再比如中国，毛泽东领导人民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在百废待兴之时确实需要集权的社会制度，而之后我认为应该象乔治·华盛顿一样渐渐退下去。我不知道中国将何去何从，但就现在国家的实力和人民普遍的文化程度来讲，应该是时候从集权制度慢慢走向民主制度了，可以避免象俄国这样急转直下的崩溃和失败。再比如中国处理新冠疫情，在初期清零是非常出色和有效的。但是到了现在，我认为应该相对的放开。这种政策下，致使下面的官员防疫只是为了清零，为了保住乌纱，为了给上面交差，而不是为了人——这个主体了。华尔街特别喜欢Deadlocked Government，一遇到这样的政府，蹭的一下股市就往上涨。为什么呢？因为国会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是制定决策的一方，白宫是执行决策的一方，如果这两方是不同政党，虽然在决策制定和实施上会有一些扯皮，但华尔街认为这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标志。
刚刚刷Twitter刷到诺贝尔经济学家Paul Krugman的一个推。他在纽约时报撰文说，普京的巨大失败提醒人们，“建立一个允许批评和异议的开放社会，不仅出于真相和道德方面的考虑，开放社会事实也比封闭的专制社会更有效率。” 与各位共商讨，这次的战争和俄国的衰退影响深远，势必会引起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界专业人士极深入的思考，我们拭目以待他们的专业分析文章和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