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却只有一个《哈姆雷特》。
这就是语言的公共属性：它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具体的内容由不同的个体根据自身经验来生成。
不要说系统的语言，就是一个词也是一样。比如“好”，什么是好，什么程度才叫好，其实每个个体的体验都不能与这个词直接对应。
这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道或者路也很恰当。它只是一个形式，一个载体，所载的具体内容则各种各样。
反过来看，每个个体的每个感受都是独特的。但把这种独特的感受记录下来，就不得不诉诸具体的载体，而载体又只能依其公共属性来为个体服务。也就是说，载体，比如语言，既不可能精准地记录个体的感受，也不可能要求接受个体（比如读者）得出某种具体的感受。
所谓的交流，只在个体间能够互通的范围内达成。
交流对公共属性的强调与个体对准确性的强调可以与政治上的群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对应。
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无论多私多秘的个体内容，一旦展现出来，或者说一旦要求展现或者要求被承认，它就必然进入公共性的范围。它有权利要求在公共系统中得到传播，但也就必须接受公共性的规则。比如你的车要上高速，就要服从高速的规则；你的文章要发表，就要符合刊物的要求。除非你特别有资源，可以专为自己修高速，专为自己发刊物。但结果还是一样，得不到公众属性，一切都没有传播上的价值。
简单的例子是网红或者流行语。谁都可以发自己的内容，但是只有那些跟多数人契合的主播才会红。同样地，谁都可以发明新的表达，但是只有契合公众思想的词汇才能被接受。
从群体范围来看，从传播角度来看，语言的抽象性远远大于具体性。
政治也是如此。
稳定的政治系统一定是对多数的概括与抽象。
在群体层面，系统属性绝不是简单的个体叠加，而是对多数个体属性的抽象。系统越大，抽象度就应该越高。比如一家人的关系可以抽象为血缘；一个国人的关系可以抽象为文化与利益。文化抽象要远高于血缘抽象。
到目前为止，俺认为对群体来说，文化层面能抽象出来的最高原则是道德（不是最舒适，也不是最强大，而是最稳定）。以舒适为原则的如果多数个体都觉得不舒适，那么这个体系就得换了；以强大为原则的，如果失去强大，那么这个体系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利益与力量不能长存，那么道德原则则可以近乎永葆：群体乱了还可以调正，弱了可以再强。
是的，俺说的就是中国。
但注意，俺说的不是政治家们有道德，也不是中国人欲望少。而是这个原则一直存在于政治中。
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仁义道德吃人，官僚士绅虚伪。俺不否认。俺想说的是，这些人需要分清一对概念：欲望与良知。欲望不可能消灭，同样地，良知也不能消灭。任何一个系统的组织都是这两者的平衡。无论中国古代虚伪的人有多少，实际上有多贪婪多无耻，他们选择的抽象原则总还是天理----这个有良知的人都认同的原则。
这个原则不能阻止欲望堕落，但相比于没有这个原则的族群来说，还是显示出了更高的文明素质。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周边小国在不堪蛮族骚扰的时候往往选择向中国求援，而不是相反。
这种政治上的抽象其实还要归于语言。汉语实在太宽容，太不计较个体差异了。说这种语言的人，就会有这种思维，就会形成一种族群的政治抽象。而这种抽象就特别地倾向于大一统。
相较而言，欧美的政治抽象就特别地计较差异，倚重差异与区分。相比于基于胸怀的大一统体系，欧美的政治抽象特别有利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霸凌主义。。。以及一切基于差别强调差别的主义。
呵呵，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个话题其实跟今天很多朋友的关切相关。
很多朋友推崇民主。俺也推崇。
推崇民主的朋友们往往把美式民主捧为至尊，希望拿美式民主的形式直接套在中国头上，中国一步就美国化。
这是幼稚的。
因为如上所说，这种希望其实是要求改变系统。而系统是综合出来的。即便所有个体要求上达成一致，它的最后形式也一定是与其他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在白纸上另起一个复制的美式制度。
事实上，中国的体系基础比欧美的基础宏大宽厚太多，理论上它能实现民主的深度也比美式民主深得多。只看最近几十年的民族政策就能明白中国人对差异的照顾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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