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回忆》（八）
复课了。漫漫的长假，周围到处是红旗，标语，游街，武斗，集会，可我的心里对这似乎置若罔闻。我的心被“性”塞得满满，它使我觉得虽然没有作业，但一点都不缺，相反会觉得自己由此懂了许多事。刚开学的那几天，自己甚至有点不可一世的感觉。
我从自个儿自由自在的瞎琢磨的世界里，又回到排排座的教室里。感到很新鲜，立刻就会提醒自己，自己想的那些，可不能说出来。我不学自通地知道人前说一套，人后想另一套了。
（议：文革中的这次“停课闹革命”，让自己的童年丰满。在欧美，看到小学生就是个玩，一下就赞同，这里的人太知道儿童啦！人生的每个年龄段，独立成章。而作业课堂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一小节。同学，老师，也只是客串，跑龙套的。这十几年里，小孩在过自己的一生一世。我的受拖鼻涕之辱，想吃荤腥之欲，偷看女人的不安，是它们在塑造自己。周围的，和它们比较起来，何其微不足道！
在停课期间，没有了书本，学校，课堂，老师，只有自己。自己主宰着自己的身体，脑袋，畅想，感受着周围。这些成了自己的私房钱。后来，不断地动用它，都非常的体己。
所以，挺幸运于自己轮上了“停课闹革命”。）
班上忽然很严格地分起男女界限。每个人都极其严格严肃极敏感地对待异性同学。最让人难堪韵玩笑就是当着别人的面被说“某某男生和某某女生好”。可老师也是怪，偏偏安排男女坐一张桌子。解释为“从小不许封建”。几乎每个人都在桌上划道线，不许自己也不许对方越线。班上最让人羡慕的是男生和男生坐，女生和女生坐，谁被轮上，就特别感到幸运和得意。
那段时间对会特别愿意在人前显示自己对女生的没心沒肝。我是班长，那时兴开会，什么班委会，组长会。在这些会上，我就一定得和女组长女班委说话。我会尽量少讲，生怕在座的男班委传出去。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每次和她们的问答都会做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班主任再三鼓励“班干部要带头打破封建”。说归说，没人敢去做。班上有个李双喜，是全校红小兵的团长，大官。他就按老师说的做起来，不时地和女生说两句话。每次见到，又羡慕，又替他捏把汗，这要是让班上几个会哄的同学看见，那还了得！
（议：这是我童年间的大事件：分男女界限。这个事件一直延续到高中毕业，甚至列了大学。在公开场合，一旦和女生说话，都会在心里和表情上不自然。
而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立四新。虽然我没有去想，为什么报紙上广播里讲的和平身边发生的格格不入？既然如此，为什么畅行无阻？为什么自己心里羡慕着和女生说几句话的李双喜，而却又做出不屑的样子，而且会为他担心？但心里这个疙瘩，时时刻刻地存在。回想起来，这也是自己遇到的第一个社会问题。它给自己投下的影响是：报纸上说的和平时碰到的是两回事，自己在别人面前做的说的和自己心里想的是两回事。
在这之前，在课文里学过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救小孩，后来还听到“鹅鹅鹅..”的诗歌，心里就会半信半疑，我们小孩不是大人想得那样。“让梨”的心思，“砸缸”的动机，复杂了去，譬如在小伙伴面前显摆自己有力气，在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逞强，等等。那诗，很假。自己看到鹅，只会想到那肉多好吃。过年，一街上下，只见过杀鸡的，没见过杀鸭杀鹅的，大人说，太贵。
童年和青年壮年老年一样，独立成章。以前总怀着找“成长的基础”“素质形成的原因”去想童年看童年，所谓“从小看到老”“从小不是人，长大就是驴”，这是怎样地失去了对童军欣赏的意趣，是怎样的将自己生命中极华釆极有趣的味的一章给“意识形态”化了。
很久，也读不懂安徒生童话。“教育意义”“帮助少年儿童树立…”，塞满了眼睛和脑袋。细了想，这正是我幼时大人称小孩是“小把戏”的思想来源。把人生看作发展阶段，自然就会去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重彩于青壮，玩笑地对待老少，所谓“老小老小”。这是怎样的没趣的思想套路和人生态度。
在欧美，见到了将童年当回事的大人。见到大人和小孩说话，不装小孩腔，认真对待“先去玩滑梯，还是先吃冰激淋”？对小孩认真地说谢谢，对不起…. 就想，自己要是碰上这样的大人，就像遇到人生知己。另外，也觉得这儿的大人懂人。再读安徒生童话，读明白了书里的独立的童趣和将童年和青年壮年老年一视同仁的态度。
我的童年，遇上了这些。独立成章。当我回忆它，觉得过得蛮充实，不缺采，对食色都有了自己的体验。和后来的比较，一点儿也不差。）
说到哄。我特别怕哄。可班上偏有几个人特别爱起哄。我对他们，很害怕。我从不参加进去。谁被哄了，自己就会在一边担心，替他们着急。可不敢上去解围。谁要是这么做，就会哄到自己身上来。哄什么呢？无端的占多数，说白了，是种游戏，对象是不是大活人。也不知什么原因，我常被哄。几个人围着你，推到这儿，推到那儿，我就求，甚至是哀求。可越求，哄得越厉害，没一个睬我。平时自己觉得和自己比较好的几个也不帮我。这时，谁要是就出来帮我解围，就一定会被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朋友。我会觉得特别的孤立无援，特别地感到屈辱，血往上湧，脑子向外翻。是谁他妈的发明了“哄”。
这种哄多半只发生在课间休息，上课铃一响，就完了。老师对其他的不好的事，像值日生忘了擦黑板，哪个同学在桌上用刀刻名字….都会表示反对，还让大家发言，提意见，偏偏对哄，我觉得最应该进行大批判的东西，宽容得很。除了随口一句“别膑起哄”外，一点也不当回事。这使我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议：后来读到鲁迅的“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国民性，会感触良多。儿子上小学了。自己想起这个被哄的经历。终于想明白了几条：自己当时很饶舌。自以为会说。别的同学说不定也说不过自己，可又不服，就哄。另外，自己的举止表情一定有很好笑的地方。再有，特别怕冷场，一见到大伙儿在一起没话说了，就会自作多情地出来解困解窘，没话找话说。由此向儿子传经：人前少说笑话；别做鬼脸；别没话找话。其实，他根本没听。
成年后读书，觉得江南的学者，见解往往深刻异常，却常常被哄，譬如“阿Q精神胜利法”。这本来是鲁迅的当胸一剖，血色与苦痛俱在的见识，却成了街头巷尾的调侃。为什么？其实与江南人品性不够厚重有关。见解是深，但往往智慧大于心得，留下被哄的契机。而北方的学者，诸如法家儒家，见解并非艰深，但品质敦厚，很难说拿他们开玩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读完，还是不能跟着去哄孔夫子。
由此回顾百十年来的种种思潮，或聪慧过人，如陈独秀“中国需要西方殖民统治两百年才会好”的见解。这见解是不是有点点“段子”色彩？或持重相持首尾如“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话其实就是什么都没说。可也因此，别人也哄不起来。
书中读到传教士来华，其举止，一下比出中国人的木讷，随便和萎琐。自己一踏上欧美，立即被一重未曾见过的正式震惊。会觉得，自己原来一直生活在个什么什么都端不上台盘的社会。
难道不是吗？鲁迅的思想，胡适的观点，当下网上的各种见解，哪个是西装革履，能走进高档一点的party ？
正经着中国式的正经，却没有让世人瞩目的正式。都是给“哄”闹的。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