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是十几年前过世的，肝癌。公公跟婆婆都是很好客的人，来美国的时间很早。那时候，在美国的华人还不多，所以见到都很有一份亲切感。他们以前在一个保龄球馆里开过一个小小的三明治咖啡bar，提供简单的餐食。在那里结交了一些很铁的朋友，包括医生朋友。公公婆婆都是不计较的人，朋友来从来都不收他们的钱，免费提供咖啡、三明治。
所以，婆婆家的家庭医师就是他们的朋友，一直多少年都是。还有牙医师也是朋友，包括他们的太太。其实婆婆跟医师们的太太关系更好，经常一起活动。有一年，公公照旧做了身体检查，白血球的指数比较高，他的家庭医师跟他说，情况不妙，有可能是癌症。大概是因为公公的肝指数一直不好，所以这么多年熟悉的医师才敢做这样的判断。当时公公还觉得生气，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怎么医师会说这种话。不过，他还是谨慎地把自己的化验结果给了另一个有癌症专科医师儿子的老朋友看，结果癌症专科医师的建议是马上回台湾。
这下公公开始紧张，马上就跟婆婆订了机票飞回了台湾。台湾对肝癌的医疗水平要比这边高出许多，毕竟病例多。好在公公在台湾也有全民医保，在台湾还有医院的院长朋友，所以在台湾的治疗还挺顺利，好像是用火烧掉了被癌细胞感染的部分。因为发现得早，结果是说癌细胞全部清除。公公就以为他已经完全恢复，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
回来这边之后，公公也去看了这边的专科医生。这边的医生说没有什么需要禁忌，虽然在台湾的时候医生还是叮嘱不要吃生食。然后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公公竟然也跟着大家一起吃生鱼片。婆婆在旁边提醒，公公就毫无顾忌地说这边的医生说不用忌口。在台湾，男人是一家之主，婆婆就没有再发言。
之后的结果就是癌细胞复发，公公婆婆开始了比较频繁的台湾之旅。到了后来，公公决定留在这边治疗，不再回台湾。我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他其实是很想活下去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得了肝癌，而这，是个不治之症。开始是领导的哥哥带他去看医生，后来我也开始介入，毕竟轮也要轮到领导，而这类事物领导是从来不参与的，就由我承担。后来，因为我的时间是可以有弹性的，公公又点名要我带着去看医生，因为我做事比较积极，总能比较快速地在医院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后我就成了带公公去看医生的专职陪同，当然，还有婆婆一起。虽然他们可以有简单的英语交流，但是在医院经常可能有的一堆paper，他们还是需要有子女的陪同。
我就看着公公开始做化疗，看着公公开始衰弱，内心竟然也没有恐惧。后来公公接受了hospice的安排，公公也信了主。公公开始积水，需要定期抽去积水。但是公公还是很坚强，从来不说疼。在婆婆的生日那天，公公说可以出席在餐馆里的庆生宴，还有婆婆的医师朋友们。我们推着轮椅上的公公，他的精神不错。
然后没有几天，有一天半夜，公公起来上厕所，倒在了地上，叫婆婆，竟然婆婆没有听见。然后凌晨，听到了电话，婆婆着急地跟领导说公公跌倒在了地上，她拉不起来公公。领导马上过去了，过去的还有领导的姐姐。再后来，就有了24小时的上门护士看护。那时候，我们都会尽量每天傍晚带着孩子过去看公公。有一天傍晚，公公指示我们每家人进去他的房间让他看看，我们轮流进去了，公公的脸上似乎有一种满足。领导问婆婆需不需要自己留下，婆婆说不用。我们就回了家。
没有多久，婆婆的电话来了，要领导马上过去，领导就赶了过去。公公已经在弥留之际。还好，至亲的人都在身边。公公就这样很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在这个同时，嫂嫂也是胃癌晚期。她那时还怀有身孕，她拒绝做化疗，她说相信转世，她信了佛。公公走了之后没有多久，嫂嫂也离开了，最小的是不到一岁的健康男孩，婆婆就几乎成了这个侄子的妈。嫂嫂走的时候非常宁静，还写了诗，为这一生的活过感到满足。公公和嫂嫂葬在了同一个墓园。偶尔有时候去看他们总会同时去看看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