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制订一套统一的语言文字和相应的发音系统绝对是有必要的，但是每一个特定的人群都以自己的母语为骄傲，小时候读《最后一课》时就为法国人誓死捍卫法语的精神所感动。
出于对本土文化和母语的爱戴，中国的南方人对于普通话的质疑也就不难理解。至于有人认为南方方言是小市民语言，北方话才是中国语言的正宗代表，甚至认为北京话就是普通话，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乃至歧视。
所谓“普通话”，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语。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代表自己国家的语言。那么“以北京话为基准音”的普通话是怎样成为现行的标准语的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北京话的演变过程。
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所以，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其实，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而明朝的北京官话为当时属于吴语的南京官话！
清朝定都北京后，南京官话仍然是清代官场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官话。雍正年间，清设正音馆，确立以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北京官话的地位才得到提升。到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地位超过南京官话，最终在北洋政府时期以北京话为基础确立国语。作为汉语官方标准语的南京官话此时退出历史舞台。
这里所谓的北京官话实质上是满族人说的汉语。满人入关后，他们唯一不能征服的就是汉族的语言和文化。于是八旗子弟们开始了他们艰难的鹦鹉学舌般学习“外语”的历程。
但是，对比汉语，满语有它先天的不足，首先，满语没有入声字，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就出现了很多同音字。当时满族人说的话是让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但就是这种“洋泾浜”汉语却成了清朝官员们的“共同语言”。满式汉语，Mandarin，其中man就是满族的意思。
由此可见，把普通话等同北京话，在100多年以前可能还有一半正确，但是在今天还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北京话”这个概念变了，今天北京人说的北京话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北京话”了。当年，满清的统治者道光、慈禧等就已经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真正的普通话之父是北京内城的满清皇亲贵族。
所以，400年前中国没有人说现在这种“普通话”。现在的普通话是满人的专用汉语。
难怪有人说：把普通话纳入汉语的范畴都有些牵强附会，更可悲的是，日本继承了唐朝文化，韩国继承了明朝文化，现在的中国人却是鞑靼（满人）文化的后代。
据说，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首届国会中曾有人提议广州话为国语；当时来自广东的国会议员刚好过半数，通过这一法案似乎不成问题。不过，身为广东人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顾全革命大局，劝说粤籍议员放弃以粤语为国语。结果，北京话以一票之差压倒广州话成为国语，至今仍让一些广州人遗憾不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1955年—1957年进行文字改革期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最后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进一步巩固了普通话作为“国语”的地位。奇怪的是，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及其前身制定的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这虽然和江浙在全国的文化比重是一致的，但是汉语拼音却没有一点吴语发音的痕迹，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拼音方案委员会由如下人员组成：吴玉章（四川自贡人）、胡愈之（浙江上虞人）、韦悫（年广东香山县）、丁西林（江苏泰兴人）、林汉达（浙江镇海人）、罗常培（北京人)）、陆志韦（浙江吴兴人）、黎锦熙（湖南湘潭人）、王力（广西博白人）、倪海曙（上海市人）、叶籁士（江苏省吴县人）、周有光（江苏常州人）。
有趣的是，这些人当中许多并不是研究语言的，如丁西林是物理学家，林汉达是历史学家，陆志韦是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更是被冠以“汉语拼音之父”的美誉。
正是这些半路出家的南方学者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于是全中国的人也不得不向满人那样卷着舌头说话了。
不普通的普通话，令人遗憾的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