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理解。
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其实并不是为了国家而国家，而是因为国家是天理在群体中的寄托。
儒家讲忠义，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机械的忠于形式（后代的许多忠臣），一种是本质上的忠于天道（孟子）。
老百姓则把国家和公家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不区分这两者间的差异，但在潜意识中他们是区分的。如果国家对百姓不好，那么百姓对国家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比如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入侵时，很多中国人并不因为他们侵犯了“国家”而愤怒，直到他们意识到入侵者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更大更多。想想看，那是清末，儒家思想的影响比现在要广泛深刻得多。
现在中国人有什么大的反思或者反对西方的思潮，西方人就会说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俺看来，这在本质上不是民族主义，而是良知主义。中国人不是因为国家民族来反对西方，而是因为西方的作为偏离了他们预期的标准，公平与正义。比如贸易战，扣押孟。如果西方从来没有鼓吹过公平市场自由民主，中国人对它们没有这方面的美好预期，在西方发起这些行动时也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反差，也就不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仰慕是群体性的，反感也是群体性的。两者是一个机制，一个原理，不过是方向相反。如者前者不是民族主义，后者当然也不是。
土共确实常常拿国家的概念来影响中国人。但就象共产主义一样，宣传的内容和强度与结果并不正向相关。中国人对于国家与公家的意识，比起晚清或者民国，俺不觉得产生了什么深刻的变化。中国人认为中国好，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生活好，而不是听到的思想好。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有人怀念日据时代，香港有人怀念英国殖民时代。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开明，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叛逆，而是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国人的国家意识：特别地淡，什么时代什么群体形式让他们舒适，他们就认同什么。革命时期，地主资本家的子弟也可能造反。和平时期，翻身的贫农子弟也会向往民国或者殖民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与日本包括民国没有在中国立足，一定是他们没有满足大多数的需求。如果满足了，他们想离开估计都不容易。当然，你可能想到大清，满人靠强力压服了汉人。这大概是因为满人比较幸运，没有一个可以满足更多人的政治势力跟他们竞争。事情的发展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人天道观念不容易理解。因为西方没有。但是通过观察和分析还是可以看出来，而观察和分析又需要一个中性或者中立的角度与框架，遗憾，西方还是没有：不贴一个标签就不能分析，不从西方视角出发的标签又缺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大嘴一张：民族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民主或者独裁。简单是简单了，但总也抓不到重点。
正如中国人还不了解西方思想一样，西方人也还不了解中国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