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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初学骑车时“掏裆”骑的那辆摔过无数次的黑色凤凰（爸的），不是大学毕业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载着女朋友满世界转觉得天地有我的五羊二六，也不是出国第一年从朋友手里接过来的、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北美大地自由奔驰的尼桑轩逸…….而是我六岁时的一个隆冬早上，醒来第一眼看到的那辆冰车。一块旧案板做的，有点儿笨重，前头的两个直角都磨圆了，尾部悬空，我知道那是刹车用的：跪车上重心在膝盖上，要停车了，收冰钎子，小腿后压，让车头微微上翘，冰刀与冰面的接触就会变成一个点，在冰上刻出两道漂亮的划痕!
其实头天晚上我一直都在等着，后来几乎是硬撑着， ——就在楼道顶头的何叔叔家—— 直到眼皮子打架，雪白的日光灯和何叔叔、张伯伯的身影都变得模糊不清，耳边叮叮咚咚的敲击声、锯木头声、妈妈和几个阿姨的说笑声也变得纷乱嘈杂，还有什么东西烧焦了的味道……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让妈背回屋的，也不知道那些人和声音究竟是在梦里还是真的。
然而眼前的冰车却真实得让人心跳。妈说是几个邻居阿姨提出来给我做的。妈不好意思开口，虽然她知道我想要，就像她知道夏天我也想去河边游泳，周末也想跟其他孩子一起去部里看电影一样。后海边的男孩子，谁不想呢？尤其是冰车，在冰上飙，棉帽子的绸子飘带和手中的冰钎子一起飞……就连那一脑门子细汗、给风打得生疼的红脸蛋以及过了“黄河”也顾不上擦的清鼻涕都是幸福骄傲的象征! 想现在的富家子弟显摆玛萨拉蒂法兰博基尼也不过如此吧。幸福你还得有把绷弓枪，粗铁丝做的，属于冷兵器，可以靠一根儿或几根儿橡皮筋和一个小机械装置把纸叠的子弹射出去，打击“敌人”，那是男孩子们“陆战”的标配……然而我没有，这些都没有， “标配” 在我眼里却是、只能是奢饰品，偶尔借伙伴儿的飙一回、放一枪不知有多高兴，多依依不舍，更多时候则是眼巴巴地瞅着别人。爸不在家（别的孩子说给抓走了，妈不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家里没有男人给我做这些。我平日很少想有关爸的事——那会很苦很难——可有的时候却逃不掉，尤其当看到别人的爸爸相伴左右不管是做这做那还是说他骂他的时候，内心的缺失感一时竟变得那么深刻、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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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叔和张伯伯都是这样能干的爸爸 ——别人的爸爸，我们的邻居。虽然他们一高一矮，一个斯文清秀一个和蔼朴实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同。可能因为个子高，何叔叔有时背有一点儿驼，他推着自行车从我家门前经过的时候，我能一下子分辨出那独有的车轴转动的声音。那是一辆漂亮的永久二八车，据说是锰钢做的。我不知啥是锰钢，只听大人说那车又轻又结实。好车，何叔叔每天下班当然要扛上三楼，遇到雨天，回来还要仔细擦干净，包括链套、轮子发条甚至轮胎 ——直到乌黑发亮一尘不染如他漆黑的头发和家里整齐的陈设一般。何叔叔家的很多东西都是他自己做的，台灯、楼道里锁煤气开关的盒子……大姐说他还会裁衣服呢。记得那盏台灯的灯座是个铝饭盒，包上了漂亮电光纸，那天我看见他在上面钻洞，好奇那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散热。他喜欢一本正经地逗我，我要是偷吃了什么，一准儿逃不过他的鼻子：“吃鱼了吧？” 别人听见就会哈哈大笑，说何叔叔是福尔摩斯。我知道爸欣赏他，因为爸说过，“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好的上海人！” 爸有时也笑话他，“擦车轮子不是跟擦鞋底子一样吗？” 人能在一起，有时候是因为相似，有时则是不同。我觉得在他们身上两种情况都有。
何叔叔家还有一台和爸的一模一样的上海牌120相机，据说他们一块儿买的。照了相就会一起洗照片，在我家里或何叔叔家，把一间屋子遮严实了当暗房，灯光是红色的，有次我偷偷溜进来吓了一跳。那两台相机记录了我们好多的童年时光，有些是两家一起的，我、姐姐和他家几姐妹，包括一张我两岁多时刚睡醒、戴个白围嘴懵懵懂懂坐在他家床上拍的……这一年多爸不在家 ——不管什么原因——并不妨碍张阿姨（何叔叔的夫人）来家里和妈说话，甚至感觉比以前更频繁了，张家长李家短，有时候她们一下子把声音放得很轻，我都听不清是在说什么。
张伯伯是另一种类型，他是老资格的革命干部，年龄在几个邻居叔叔阿姨里稍长一些，人极朴实善良。他每天都起得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早起的一声咳嗽，那咳声很大很长，在楼道里回响，像是在努力把胸膛里憋了一整夜的混混吞吞清干净。他抽烟，也喝点儿酒，肺不是太好。我们两家就住对门，门帘子对门帘子。夏天家家都敞开着门，听小说连播的时候不管是“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是“新来的小石柱” 反正楼道里只有一个声音。二姐和他家老二是好姐妹，那时大楼里每家都几个孩子，无论长幼总能找到自己的伙伴儿，串个门聊个天掀门帘子就进。我喜欢张伯伯家墙上挂着的一个相框，总盯着看，里面有好多张照片，一张全家福是彩色的，不，应该是黑白加色的，在当时挺稀罕。不过最让我着魔的还是他家那扇朝西的窗子，窗外就是一棵大槐树，花开时节孩子们一定会聚在那儿用竹竿子够槐花吃。
张伯伯话不多，但心细，爸妈不在，我们中午放学回来，他经常过来看看，饭吃的怎样？热了没有？……晚上要是妈上夜班，他也一定会敲最后一次门，确定我们把门锁了，煤炉封好了。他还有一块神奇的磨刀石，每次他在楼道里弓着背磨刀的时候，我都会搬张小板凳凑过来看，有时还帮着往上浇水，央求他捎带着磨我的铅笔刀。那小刀磨完了寒光闪闪，他在手指上试试刀锋，不忘提醒一句，“用时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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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伯给我做冰钎子的那个晚上也这样提醒了我。那是两根粗铅丝，他花了好长时间敲打，还不停地拿到煤火上烧，直到两根钎子又尖又直。让我有点儿惊讶的是钎子上端还装上了木手柄，给砂纸打得细腻光滑，握在手里舒服。有点儿不同的是，我冰车上的“冰刀”用的也是粗铅丝，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角铁 ——那当然是最理想的材料，坚固且摩擦系数小，更像刀，滑起来快而飘，刹车时尤其灵敏。可角铁不好找。粗铅丝有粗铅丝的优点，虽然少了些许刀锋，没那么方便炫酷，但滑起来不但不慢，反而因重心低更稳健，加上坚固的支架和上面厚厚的面板，我的冰车就没翻过，与别人的相撞更是无敌！那无敌的感觉是全新的，骄傲的，酣畅淋漓的。还有自由，心的自由，让我忘却了哪怕一瞬间从心头掠过的压抑。在那个年代，压抑从来都不遥远，即便对于一个六岁大的孩子。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大意讲爸爸听说马戏团要到附近的镇子上演出了，一早就答应儿子带他去看，父子俩都兴奋极了。可临到演出那天，爸爸却接到要去加班的电话。握着电话听筒，爸爸犹豫再三，然后拒绝了。妈妈说，叫你去就去呗，看马戏还可以等下次。爸爸一脸认真地回答，“童年不能等待！” 这句话也是这篇故事的名字，曾深深地打动了我。感谢我善良的邻人，我的童年也没有等待（二楼的小二哥还给我做了把绷弓枪）！即便爸爸不在，可我和别人、和周围没有什么不同，自由，还有自尊，爱与被爱的美好…….在我六岁的时候我不仅感觉到了，更深深地印在了心里，它们和我一起长大，陪着我走过人生……再不自觉地传递下去。
光阴飞度，转眼已知天命。一五年带儿子回国，去看何叔叔，当年英俊优雅的他已是耄耋老者。还是那副黄边眼睛，只是镜片后面的目光没了以前的光彩，曾经乌黑俊秀从来都一丝不苟的头发也已变得稀疏灰白，那双无所不能的大手看起来消瘦、布满了皱纹…….他走路很慢，拉着我一起上楼的时候，身旁的爱犬一会儿就冲到前头，等等还不来，又跑回来，摇摇尾巴抬头看他，好像在说你快点儿呀！
何叔叔什么时候让人催过呢？他从来都是那么从容不迫、举重若轻让人踏实。我盯着他墙上、书柜里的相框一遍遍地看，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还记得您给我做的那辆冰车吗？那是我这辈子有过的最好的一辆车！”
“是吗？…….当然记得，和你张伯伯，没找到角铁还怕你不喜欢…….现在可敲打不动喽。”
他语速很慢，说话时头部在微微颤动。不用再仰着脑袋和他说话了，那会儿我的眼睛总一下子就停留在他突出的、会动的喉结上，纳闷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
而此刻望着他，我一时竟有几分难过。一代人啊，爸爸、张伯伯……大楼里的很多老人都不在了……时间就像上帝的钟表，从来都没倦怠过。
从何叔叔家出来，打车奔后海，眼前的一景一物熟悉而陌生。站在银锭桥头我使劲朝远处眺望，却似乎总也望不到尽头。
“爸你在看什么？” 儿子问我
“看爸小时候，” 我自言自语。
那天我带着儿子沿后海边儿走了很久，一路指指点点，
“烟袋斜街……鸦儿胡同……这个大院儿里以前有个大楼，爸就在那儿出生的…….那个大宅门儿里也生过一个小子，不过不是爸，是溥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他七叔就住对岸，涛贝勒府，后来改成了中学，你两个姑姑都在那儿上的学，冬天结了冰，一路出溜着就从冰上过去了不用走桥……
“结冰？能滑冰吗？”
“当然能，爸有冰车，可比你的Toboggan 快，那时所有男孩子都有冰车……”
2021年6月于多伦多
首载《红杉林——美洲华人文艺》2021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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