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初一的事儿，反推，应该是1973-1974年。
因为事涉“班主任”老师，把背景稍微交代一下。
本老汉从小学至中学一共有过五位“班主任”，小学三位初中两位，全女性。小学的三位都是语文老师，初中的第一位是数学老师，就是事发时的这位，后来去生孩子，换上来的一位又是语文老师。
这位数学老师姓张，“老三届”的，好像是高中生（不很确切），文革中下乡了，后来去一个“师专”做“工农兵学员”，再然后就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了。圆脸，黑黑的，戴着一副深度的厚黑边眼镜。现在还能想起张老师的样子。
“案犯”呢，是班上一位同学，姓孙（不是小学篮球队的那位）。当时，初中已经有了够“标准”的“流氓”。“标准”吗，就是跟人打架有伤人的“胆量”。我的班上有两位，这位孙姓同学不是这种“流氓”。不过他经常跟那两位够“标准”的“流氓”混，算“编外”吧。
班上的“流氓”，就算是编外的，也会和老师有矛盾。历来如此。
张老师不喜欢孙同学，孙同学也不喜欢张老师。不在话下。
然后孙同学画了一张“画”，两个“人”，一“男”一“女”，在“做性事”。“画”好后，在班内传来传去。说是“画”，现在想想与你去美国的一个“遥远加油站”的厕所墙上那类涂鸦差不多，激素饱满，下笔抽筋。只能算“泡挠”品的“思想犯”，没有现行效果。
但是……
孙同学做了一件“自我严打”的蠢事。在那个该是“女”的形状的涂鸦边上，注上了“张老师”的“解说”。“泡挠”不足，“行凶”幻成。
班内传，课下传课上也传。一不小心，被张老师发现，缴获。
得，代之大条了（台湾方言）。
可能因为那个“张老师”的“解说”，“画”被上交，然后弄“政工”的介入了。班上全体男同学被要求单独去“办公室”问话。本老汉也被“办公室”过。问话大至如下：
“这张‘画’见过吗？”
“知道是谁‘画’的吗？”
“你参与‘画’了吗？”（和厕所墙上涂鸦一样，该“画”在被传的过程中有些“附加值”）
孙同学很快被“验明正身”。
在班上消失了一阵（几周？不记得详细了）。
但是，最后没被“公安”。孙同学又回来了。再过了一阵子，孙同学转学去了别的学校。
后注：传说是，孙同学没被“公安”是他爹的本事。他爹是“基层干部”。文革中，如果基层的层是关键层，比如能管到几张自行车票什么的，是很牛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