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表示，少子化问题，将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危机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最近，西方媒体、国际组织、中国学界与政界不约而同地刊文报道同一个中国社会政治现象：中国将在今后数年内陷入人口负增长 陷阱。这或许会成为中国崛起的超级黑天鹅。
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将在2029年开始人口负增长 。中国社科院研究显示，人口将从2027年开始收缩，几十年后，人口数量会降至7到8亿。联合国的预测方案更是悲观，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跌破10亿至6.13亿。还有专家说，人口负增长可能会提早出现在2025年，甚至更早。不管这些预测方案的准确性如何，中国人口问题构成严重危机，已成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政府在强制实施长达3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 之后，终于在2015年决定开放第二胎。当时的人口专家预测，在未来四年（2016-2019）内，出生人口会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但事实证明，这些预测严重失误。2016年的出生人口只达到1786万，接着就持续走低。以2017年为基准，2018年就下降200万人；2019年再降58万人，只有1465万人，出生率仅千分之10.48；预计到2030年，出生人口将再降到1100万人以下。
中国自2016年全面开放二胎以来，不但没有带来生育高峰，出生人口反而逐年下降。这对于那些拍着胸脯打着保票的中国卫计委官员和人口专家来说，实在尴尬！他们说“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他们讥讽，那些关于中国人口雪崩式减少的说法是天大的笑话。可是，现在他们笑不出来了。他们忙着转变立场，为自己过去打的保票提供所谓符合历史变化的解释。在这些正在转变或已经转变的观点和立场中，有几个变化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官方过去从来不承认，中国人口红利 已经消失，但现在却罕见地承认了。前中国工信部长、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去年11月14日承认，中国已经走出了“人口利期”。“人口红利期”指的是，上世纪70到80年代，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5%左右，形成了花钱人口少，赚钱人口多的“生产性”劳动结构。而这一波人口红利与改革开放重合，推动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40年之后，“红利”变成了“负债”。本来中国“人口红利期”已经衰退甚至消失的说法，早在学者、媒体及民众中讨论的沸沸扬扬，但中共官方一直不愿公开承认。苗圩反倒成了鲜见的承认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中国高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人口学界的著名保守派学者放弃了曾坚守的控制人口的保守立场，主张全面自主生育。其代表人物就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作为中国人口学界权威，他曾到中南海给政治局委员们讲解人口形势，其观点经常与国家计划生育部门相呼应，曾被认为是人口政策的“官方路线图”或者是人口政策改革的保守派。但是在去年12月，翟振武的立场发生了大转变，他从2013年反对二胎化政策到2020年主张在“十四五”期间全面自主生育，引起了外界的惊诧与议论。经常挑战翟振武的梁建章直接着文问：“现在连翟振武都支持全面放开生育了？”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高官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口红利 消失了？为什么保守的人口学者终于放弃了坚守三、四十年的控制人口立场？他们的政策和立场转变显然指向一个异常严峻的事实，中国人口问题的确出现了严重危机，而这个危机并没有因为二胎化政策的推广而得到丝毫缓解。
在中国人口问题上，政府和人口学权威的立场出现了前后180度的立场大转弯。这显示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异常严重性。其严重性突出表现在，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低生育率 或负增长陷阱。
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已经低于警戒线，这点几成官学两界的共识。总和生育率，指的是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的子女总数，是衡量人口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人口学界公认，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达到正常的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学界还认为，1.5是一个临界点，低于1.5则属于很低的生育水平。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就低于1.5，这引起了民政部门和学界的担忧。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坦诚，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而一些人口学者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18年已低于1.5，严重低于世代更替的要求。
更严重的是，中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要远远低于官方承认的1.5。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推算，2018和2019年的生育率虽然分别为1.495和1.47，如果扣除二孩生育的政策积累效应，中国的生育率在2018年和2019年实际上只在1.1至1.2之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在“2021年预测：生育率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会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中国掉入“低生育率 陷阱”（the low-fertility trap）确凿无疑。
“低生育率陷阱”是由奥地利学者鲁茨（Wolfgang Lutz）等人在2006年首次提出。他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一个国家一旦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难自拔。他从三个方面解释了“低生育率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从人口学角度看，生育率低会导致育龄妇女人数降低，育龄妇女人数低会进一步导致生育率降低；从社会学角度看，育龄夫妇的理想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年轻一代到了育龄之时，会进一步减少孩子的生育；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育率下降会提升生活水平，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人们会进一步减少生育，等等。诡异的是，鲁茨等人2006年的研究和他的“低生育率陷阱”，现在正在中国活脱脱地上演。这解释了为何曾经信誓旦旦的中国官员和一些人口学者的立场，会突然发生180度的转变。而分析中的“自我强化机制”，也揭示了即使中共官方改变计划生育的立场，推行开放生育 的政策，中国也恐怕难从“低生育率陷阱”中自拔的机制性原因。
按照另一部分人口学家的看法，中共官方的计划生育立场转变，来得太晚。如果废除一胎化政策 发生在十几年或二十年以前，效果会很不一样。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人口专家王丰表示，中国应该在1992年生育水平降到耕地水平之下时就作出改革。而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更大的趋势：晚婚、晚育甚至不育，这种趋势使现在全面废除生育控制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婴儿潮”无法返潮，中国人口的急剧萎缩也难以缓解。
中国人口的急剧萎缩，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多方面负面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这首先意味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19年已突破2.5亿人，人口比重高达18.1%，2030年将达25%。这样快速发展的老龄化，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活力、紧缩劳动力供给、冲击养老医疗体系、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人说，中华复兴唯一的强敌就是中国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根本不是美国。反观美国，生育率在2018年达1.87，而且移民人口也可补充劳动力人口之不足，比中国老龄化的压力小得多。
总之，中共过去用强制手段控制人口曾奏效一时，现在欲用开放生育 、允许自主生育等手段要民众多生多育却难以遂愿。对中国决策者来说，“低生育率陷阱”，伴随着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消失及重度老龄化的即将到来，正赶上中国试图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的重要历史关口，这对那些意欲尽快超美的中共执政者来说，恐有难以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