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基本在中国农村生活，一两年换一个地方，去了不少地方。
有一年住在一个地主的豪宅，那是我小学的最后半年和初中的第一个半年。
这个豪宅是一个三进还是四进的四合院，后院部份是办公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家住在一个偏院中，里面有三个套间，我家住了其中一个套间。
前院和中院之间是一个家庭剧院。有一个戏台，我们一帮小孩子常在戏台下面捉迷藏，还找到不少的面具。剧院较大，几百人边吃边看不成问题。当时是公社开会、聚餐、演出、放电影的地方。
这个地主很大，据说这个公社大部份的土地是他家的，那就是方圆大约100里。当然，耕地面积很少，主要是森林。
这个地主不是被枪毙了，就是逃跑了。这个豪宅变成了公社的办公地点。
当地普通农民的住宅倒也宽敞舒适，差别是地主盖瓦，农民的屋顶是树皮。
在这里我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都是公家发的，我爸从来不看，就是我一个人看。以后国内的政治考试我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读过原著的童子功。我刚上高中那年，中国恢复高考，学校好几个老师都參加了高考。我看了一下那个试卷，蛮容易的。我的老师都认为我吹牛皮，消息传到校长那里。这个校长是县委宣传部部长，下来临时筹办学校，平时不在学校。他问了我几个问题，觉得绝非虚言，也给我指点了一下，让我參加几个月后的高考，还真上线了，政治加分不少。
也是在这里，我想通了，地主，不论是生产效率还是治理效率，都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