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自己提出来的推翻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社会主义一旦出现，资本主义也必须把社会主义斩尽杀绝。马克思意识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但或许没想到社会主义早期摸索也会是血淋淋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构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商业文明是世俗化反宗教的，它追求的是利益，而没有神学使命。马克思主义更有神学性，它追求的是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神学使命，因此，冷战时代东西对抗类似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圣战，在战争压力下，极权的社会主义为维护政权稳定而出现的人道灾难是必然的，而其改革缺乏可塑性。
西方商业化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政权交替，因此能更灵活的调整解决自身的弊端而在对抗中胜出，然而今天，改革中的中国已与当初的社会主义非常不同，从宗教性的一神教社会主义转化成国家体制大政府的商业世俗的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制度之争既不在与谁犯下的罪恶更严重也不在于谁的弊端更严重，而是在于未来哪种制度更具可塑性，可以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西方妖魔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极度夸大了社会主义的邪恶，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对等的，如果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初期的邪恶，资本主义远比社会主义邪恶，原因在于两种制度中生活的都是同样的人。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爆发的更多的是为争夺利益而发动的对外殖民和国家间战争，而社会主义发生的人道灾难基本上都是国内的意识形态及权力斗争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