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化，前三十年基础积累，后三十年扩散释放。从二十世纪中期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到二十世纪末完成。虽然对中国来说千辛万难，但工业化毕竟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现象，许多国家十九世纪就完成了。真正给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造成混乱和麻烦的，是中国走的这条非“常规”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赶超世界最高水平。并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有这份心，说这种话。但能够几十年坚持下来不动摇的疯狂气势，才可怕。而且，目前在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中，似乎只有中国仍积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势能”，让全世界担心：中国到底要走到哪里才算完，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几十年坚持的赶超战略，似乎已经植入民族潜意识。从上到下，无论什么事情，是官是民，赞成还是反对的，第一反应就是和美国去比，还永不满足。这种把事情做到极致的精神，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结果中集中反映出来。中国不仅起步晚，还可能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今天的中国工业的规模和速度，给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之大，已经到了霸主美国不惜降低环境标准和中国争污染工业的程度了。中国的发展还压缩了所有其它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空间。尚未完成的国家，如印度越南巴基斯坦等，也许不得不维持在低强度下等待下一个产业时代的到来。
世界上二战后独立的兴起的民族国家，落后的，欠发达的，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都在努力走强国之路。为什么只有中国，真正具备了改变世界格局的潜力和实力？正是因为“中国道路”。其第一代领导人，从开始就把目标盯在世界第一。为此选择了一条最艰难漫长的，但长期来看，却可能是唯一一条可以登顶之路。以赶超世界最高水平为目标，需要牺牲很多眼前利益，需要全民族的专注投入。领导人有没有信心和能力坚持下来执行下去，人民有没有足够的坚韧能承担得起并保持不懈怠，缺一不可。
为什么要争世界第一，不是为了自豪虚荣，也不是为了争口气。而是一个落后挨打的国家，想彻底改变自身地位和世界旧秩序的最佳途径。永远要力争战略上游。因为占据了上游，你就有制定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权利，就有作裁判员的地位。掌握了规则和潜规则制定权，就能保证你在激烈的竞争中，始终让别人用他们的短处来和你的长处竞争，能用较小的代价保持你的竞争优势。再也用不着天天流血去削足适履，民族的文化自然就成了“普世价值”。所以，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和文明生存空间的问题。全球经济永远只有热战没有冷战，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而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在长期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养成了高度敏锐的战略意识和素养。让他们在选择经济发展道路时，一样能排除干扰，高瞻远瞩。
要实现这个目标，工业化自然成了突破口，也是当时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工业，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和动力。将来也许不是，但迄今工业能力依然代表着国家的力量。所以，中国工业化必须迅速，必须自主，必须全面，还必须达到世界最强。工业化，也许就是一些国家的目标，但在中国只是服务于赶超战略的手段性和阶段性内容。这特性贯穿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纠缠在一起的政治服务于经济，经济支持政治的回回合合。但总体战略上，政治和经济一齐服务于民族利益。中国的经济战略的制定，从一开始就不是局限于经济的，就不是局限于国内的，就不是局限于吃饭问题的。
中国走了自己的路，别人总是要说的。前面说了三十年中国会饿死，等到中国用工业化解决了农业问题后，又说了三十年中国会崩溃。就在学家们还在埋头按计算器，预计什么时候中国会遇到进口瓶颈出口瓶颈、拉丁美洲瓶颈、中等收入瓶颈等等时，轻舟已过了万重山。今天中国已经挟带着巨大的经济潜能，挑战旧的世界秩序。留给经济学界的是巨大的尴尬。经济学家们，或许是出于对秩序改变的巨大成本的内心恐惧，让他们有意或无意识地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需求，选择了无视和偏见。让这些打着经济学名义的噪音主导着对中国现象的解释。
无论是中国奇迹论，还是中国妖孽论，都或多或少属偏见。中国现象，不是没有经济学家解释过，只是都被忽视。中国道路不神秘，用最基本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解释，妨碍真相表达的是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导向。或者说：现行普世价值观不能允许中国成功。中国经济一旦成功，普世的帽子就要带到中国头上了，这就是“文明冲突”的本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可言说的“政治不正确”。中国现象不会威胁到经济学理论本身，却会让主流经济学界暴露出他们在学术上“意识形态路径依赖”的真实程度。
中国开始于低消费，高积累，低工资，强劳动。积累阶段是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为主导，抵御市场本能驱动。这些都不符合现代经济学主流。更要命的是，中国保持政府稳定，不选举，不换人，搞独裁。这样才保持了战略执行的长期性和坚定性。泛民主制度是过轻松日子的好选择，却是长期战略的天敌。几年一换人，政策无可避免地短期化。而且新领导人需要不断地收买支持者和选民，分光继之以赤字，绝不可能有高积累。拉丁美洲国家的高速经济发展期，大多数在军事独裁下实现。以至于有人把拉丁美洲瓶颈称成为“民主瓶颈”。无法政治上正确地解释，只能将中国打入“不符合经济学”的另类，永远在“边缘”，早晚“崩溃”。
中国采取的发展方式，毛泽东当年用一个寓言做了解答：愚公移山。愚公是不懂经济学的，因为移山是最不符合成本收益核算的，远不如移民。愚公又是不懂政治的，因为让家人为有生之年看不到的目标去付出艰苦劳动，家长是坐不稳位置的。毛泽东未尝不是以愚公自比。所以，我们可以尽情地说毛泽东根本不懂经济，还可以说毛泽东完全不懂政治。很有道理，都是智叟。但毛无所谓，让智叟们说去吧。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偏要把这三座大山连根挖掉。
中国的赶超历程，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六十来年，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但是要看清这七十年，需要将它放到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中，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能甘心出生入死前仆后继。需要放到这两千五百年的文明史中，才能理解中华民族在求生存的挣扎中的力量根源。也许还要再等一百五十年，才能过滤掉其中的恩怨情仇，正本清源。
毛泽东想要争的世界第一，是全方位的。那时中国虽然底子薄差距大，却先进技术领域都盯紧了一个没落下。到邓小平时他按下葫芦浮起瓢，力不从心，所以把目标简化为仅是GDP总量。其后几届到今天的，则更像是在坐等。即使只是想达到GDP总量世界第一，也不是天经地义的，需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一块阵地一块阵地地反复争夺。企业未必要做世界第一，只要多赚钱就行。可中国这样的十亿人口大国，走到了这个地步，争不争世界第一已经不再是自己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只怕退一步就又是百年。在位的治国者，有没有能力和勇气担当起历史的责任。能不能正确预见政治经济科技的长远趋势；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能不能抵抗诸多眼前利益的诱惑；敢不敢斩断权贵阶层的靠买办卖国发财的手；甚至愿不愿为此而得罪全国人民，逼着他们艰苦奋斗继续创业，自己来承担千古骂名的殉道牺牲。
当你只是个人畜无害的小伙伴，当你已是间接威胁者时，还是你已是直接逼宫颠覆者时，所处的竞争环境和所遇到的阻击强度是完全不同的。今天的中国政府在处理面临的危机时，似乎既没有毛时代的战略眼光和策略，又没有邓小平的自知自明。对国家的定位，国与国之间地位转换阶段所产生的新危险新挑战，无力无策无准备。像是在坐等世界第一落到头上。一万年太久，只能看到朝夕之间。所以，在对付如今“贸易战”这样的半真半假的”玩笑”，都手足无措，处处被动。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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