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清末最重要的政治家，又是推翻满清政府的决定性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举足轻重的。袁世凯的学问不多，不是科举出身，这样的人能成为政治要人，这在科举时代是罕见的。其他晚清的著名政治家，都是具有最高科举学位的进士出身。比如曾国藩（27岁考中进士）、张之洞（27岁考中进士），李鸿章（24岁考中进士），可谓少年成就。
袁世凯曾考过秀才，但没有考中。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他发现自己不擅长考试，如果再继续考下去，也很难考中。于是他放弃科举的仕途，转而投身军伍，从军去了。在当时读书人最受尊重，考科举当官是人生的“正途”，而当兵则被认为是没出息之人干的事，有“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顺口溜。因此，袁世凯弃文从武，可谓反潮流人物，从而选对人生的道路。
袁世凯从军后，被派驻朝鲜，这时袁世凯显示出了他的军事天才。1884年，年仅22岁的袁世凯在朝鲜率军打败了日军，平定了甲申政变，这使人们对他刮目相看。1885年，23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督。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的军事才能被当时中国的第二号政治人物李鸿章看中。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推荐袁世凯负责组建和训练新式军队，被慈禧太后批准。此后，袁世凯开始了他在天津小站的练兵生涯。
袁世凯组建的新军，不再沿用满清八旗军的旧制，建立起中国第一支西洋式的近代军队。袁世凯以德国陆军为示范，建立了一套军队编制、军官培养、训练粮饷等新式军事体制，这些都对后来的中国军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据说袁世凯首创的军歌《大帅练兵歌》，后来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不少史书声称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促使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但现在的不少研究，否定了这种说法。其实袁世凯在思想上赞同戊戌变法，这在袁世凯后来的所作所为中表现出来。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李鸿章担任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清政府第二号实权人物。此后，袁世凯的主导下，清政府开始搞“新政”，这是袁世凯一生中声望最高、最辉煌的阶段。
袁世凯主导的清末新政，其改革程度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包括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组建新军，奖励发展工商实业等。1907年，在袁世凯直接领导的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同时，袁世凯还下令在他领导的直隶省各州，进行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的试验性试点，开启了中国民主化的先声。此时，袁世凯成为中国最富盛名的“改革派”，人们把期待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1908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小皇帝继位，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摄政王载沣一上台，就解除了袁世凯的所有职务，袁世凯被迫回老家“养病”。载沣不仅罢免袁世凯，还大量罢免汉族大臣，建立起一个满族皇族为主的内阁，试图以此加强皇族的势力，扭转大权被汉人掌握的局面。
但摄政王载沣拿掉袁世凯之举，违背了当时的人心所向。本来在袁世凯主导的改革下，人们对满族搞改革和君主立宪，还抱有希望。现在载沣罢免了最大的改革派袁世凯，成立排斥汉族的满族内阁，使人们认为皇族根本没有搞君主立宪的意思，于是只有暴力推翻清政府一条路了，1911年的武昌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从1901年到1908年，袁世凯主导的清末新政，大有成效。不但在军事、教育、经济等方面，有很大力度的改革，就是在最难的政治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进展。1905年7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并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慈禧太后接受了袁世凯等人的上奏，1905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派镇国公载泽等5位大臣组成“宪政考察团”，出访西洋各国考察。
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颁布预备立宪，并成立资政院筹备处。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基本上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同时提出“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等。清廷还宣布，将在1909年开始举行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选举，在9年内使国家过渡为君主立宪体制。
如果慈禧太后再多活几年，君主立宪制就很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可是慈禧太后在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3个月后，就一命归西了，终年73岁。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立即罢免了袁世凯，收回汉族大臣的重权，使清末的政治体制改革，走上了回头路。在慈禧太后当政时，人们还相信清廷有搞宪政的诚意，对君主立宪制充满希望，因为这样比起流血的革命，还是好很多。可是载沣罢免最著名的改革派袁世凯，又组成以皇族为主的内阁，这样人们就不再相信清廷有搞宪政的诚意，一些本来支持君主立宪的人，也转而支持和同情革命党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宣布脱离中央“独立”，摄政王载沣根本控制不了局势，这时他才明白袁世凯的重要性，“非袁不能收拾局面”。于是载沣赶紧把被罢官赋闲在家的袁世凯请回朝廷，并让袁世凯担任掌握最高军政大权的“内阁总理大臣”。在此之前的1911年5月，清廷宣布实施“内阁制”。所谓内阁制，就是皇帝不再有实权，只是一个虚位，政府的最高军政大权由“内阁总理大臣”执掌。但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由皇族庆亲王奕劻担任，政权还是掌握在皇族手里，换汤不换药，所以人们感到清廷搞的内阁制，只是骗人的把戏。
1911年11月，摄政王载沣宣布取消皇族内阁，重新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样袁世凯就掌握清政府的最高军政大权，成为清政府的真正领导人。载沣把军政大权完全交给袁世凯，是拉拢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够压制革命党，保住大清皇帝的君王名位，搞真正的君主立宪制。
此时南方的革命党也在拉拢袁世凯，他们公开宣布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把中国民国“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现在的主流历史书叙述辛亥革命时，把袁世凯说成是“窃国大盗”，从孙中山手里窃取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因为孙中山是1912年1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而袁世凯早在一个多月前的1911年11月，就已经就任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即大清帝国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对于袁世凯来说，不管是当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还是当中华民国“大总统”，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只是国号不同而已。因此，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就已经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了，根本不需要“窃取”。
假如载沣没有罢免袁世凯，袁世凯看在大清王朝对他有恩，或许会选择当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保留大清的皇帝和国号，搞君主立宪制。可是载沣罢免袁世凯后，他与大清王朝的恩情断绝，于是袁世凯就选择了当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改国体为共和制，自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以后，本想大干一番，把改革的事业继续下去，但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变化。
虽说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名义上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手中的权力，反而还不如以前他当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时候。在大清朝的时候，袁世凯说话有人听，政令发下去后人们会认真执行；现在袁世凯贵为共和国大总统，但他说话却没有人听了，政令更是发不下去。各地纷纷各自为政，不听中央政府的，使袁世凯想要搞的改革事业无从下手，没法干。
这时，袁世凯的思想也就发生了转变。本来他是赞成共和的，赞成宪政的。可是共和真的来了，宪政真的来了，反而搞不下去了。中国搞了共和之后，国家一片混乱，群龙无首，地方各自为政，中央政府的政令根本行使不下去。
对于袁世凯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如何收拾和处置中国如此混乱的局面，是他的首要任务。中国现在这么乱，还不如以前的大清朝，以前国家至少还有秩序，中央政府还有权威。现在国家的秩序没有了，政府的权威没有了，如何重建国家的秩序，重树政府的权威，这是袁世凯必须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袁世凯认为；这都是“共和”惹的祸。此后，袁世凯的思想从改革派变成保守派，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共和制，所以应该退回到过去的君主立宪制。袁世凯要当皇帝“复辟”，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出现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由民主选举方式产生国家领导人，也是第一次进行国会议员的选举，第一次召开国会。袁世凯虽说已久经官场，但他对“共和制”这种新国体，也是第一次尝试。怎样运行这种国体，一点儿经验也没有。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怎样处理“总统”与“国会”的关系。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从来都是“天无二日、人无二君”的概念。现在新体制出现“总统”与“国会”两套系统，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简单但又深刻问题：到底是总统领导国会？还是国会领导总统？
这里看看美国的例子。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任何法案，但如果参众两院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又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大部分中国人看到这种法律条文，大概会迷惑不解：到底是总统说了算？还是国会说了算？
其实美国宪法的意思是：在总统得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支持的时候，就能否决国会的议案，这时就是总统说了算；在支持总统的人数少于三分之一的时候，否定总统的人数多于三分之二，这时就是国会说了算。总统只要能得到三分之一人的支持，就能否定三分之二人通过的议案，被称为“少数否决”，是总统的特权。
1912年，对于刚刚开始搞民主体制的中国来说，对西方这种“相互牵制”的体制，既陌生，又不理解。于是出现了总统与国会相互“争夺领导权”的情况，总统试图领导国会，国会也试图领导总统，谁也不肯让步。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因为国会系统是由南方的“革命党”主导，而总统系统是北方袁世凯的“北洋派”主导，双方的党派为了争权，把党派斗争变成了“国会”与“总统”的斗争。双方先是“文斗”，后来又发展为“武斗”。第一场“武斗”发生于1913年7月，此时中华民国才成立一年，起因是由于袁世凯向国外借款。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由于国内局势混乱，税收等财源断绝，中央政府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签署《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但袁世凯的借款遭到主导国会的国民党人的反对，他们声称借款未经国会批准是非法的。
1913年5月，国民党人担任的地方领导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公开通电反对袁世凯贷款，他们认为这次借款是“丧权辱国”，并称袁世凯试图用借款来扩充他的北洋军。
袁世凯没有处理反对党挑战的经验，他于是采取了中国的老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1913年6月，袁世凯罢免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
国民党也没有处理执政党弹压的经验，也是采取了中国的老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起兵反抗袁世凯。
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通电声讨袁世凯，称：【袁世凯乘时窃柄，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以兵威劫天下。”随后，黄兴在江苏宣布江苏独立，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陈其美宣布独立上海，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许崇智宣布福建独立，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这些独立的省份组成“讨袁军”，开始与袁世凯进行“武斗”。
1913年7月底，黄兴领导的江苏讨袁军与北洋军会战失败后，黄兴离开南京出走。黄兴这位主帅一走，讨袁军全体动摇。孙道仁通电宣布取消福建独立，谭延闿通电宣布取消湖南独立，其他各地也纷纷宣布取消独立。
这样一来，发起“二次革命”的孙中山、黄兴等被孤立，遭到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在今天看来，孙中山等人把“文斗”发展为“武斗”，是破坏民主体制的先声。有人为孙中山辩护说：袁世凯是“国贼”，所以孙中山发起武力讨袁是合理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根据民主宪法，不管袁世凯怎么坏，但袁世凯毕竟是用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合法大总统，要罢免袁世凯，也应该用民主程序来罢免，而不能用武力手段。如果可以用武力来罢免民主程序选出的大总统，那么民主选举本身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即使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是“国贼”，也不能用武力推翻他，只能用民主程序罢免他，这是起码的民主宪法精神。
但中国人并不这么理解民主体制，现在很多人还赞扬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是义举，由此可见，在中国搞民选制，绝不会那么顺利。就是在今天，不少新兴的民主国家，比如埃及、乌克兰等国，也出现用武力推翻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合法总统。
梁启超当时就对中国搞民选制，提出很大的疑问。梁启超在《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一文中说：【能适应今日之事势者，则今日之良法也。不适应于今日之事势者，则非今日之良法也。虽然，本法之适用，当在十年以后。苟十年后而中国事势一如今日，则此法可谓十年后之良法也。】梁启超的意思是，中国民国的大总统选举，应该在 10 年以后才会适用，现在搞太早了一点。
孙中山发起试图武装推翻民选政权的“二次革命”后，让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一大批人感到：民主体制在中国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1915年袁世凯称帝。
从法律的概念来看，发生于1913年的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冲突，袁世凯是合法的，而孙中山反而是非法的。其原因如下：
（一） 把向外国借款的行为上升为“丧权辱国”，缺乏法律根据。
西方国家把“借债”看成是运营国家的正常行为。国家的债务有两种：一种是内债，即向自己的人民借债，发行国债或国库券，到期后付给人民利息；另一种是外债，向外国借债，当然也要付给外国利息。西方国家都是既有内债，又有外债，据说中国就持有不少美国的国债。
但传统的中国人，把借债看成是一种“不良”行为，认为好人不借债，借债是无能的表示。当时还把“一无内债、二无外债”，作为政府有能力的象征，人民也为自己的国家没有欠债感到自豪。当然，今天的中国人看法已经改变，不再推崇“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的做法。
借债的缺点是要付出利息，优点是可以提前得到成果。比如向银行借款买房，虽说要付给银行利息，但可以提前享受到住房，比自己存款很多年之后再买房，还是“合算”的买卖，否则人们就不会贷款购房了。
袁世凯的借款也是一样，虽说要付给外国利息，也就是说把中国的一部分利益给了外国，这点上可以称之为“卖国”。可是中央政府有了借款，可以减少混乱，减少混乱引起的人们生命财产的损失，提前实现国内的安定。从这方面看，借款也是有好处的。
因此，从法律上来看，袁世凯的借款并非一无是处，把这件事作为“丧权辱国”的行为来批判，并不恰当。
（二） 起兵反对袁世凯，也缺乏法律依据。
西方民主国家都存在合法的“反对派”，对此不少中国人有误解，把反对政府的人就理解为“反对派”，这是对民主政体的误解。
“反对派”可以分为两种：“建设性的反对派”和“破坏性的反对派”。西方民主国家只允许“建设性反对派”的存在，而不允许“破坏性反对派”存在。
什么是“建设性的反对派”？举个例子说明。假如你认为现政府当局制定的纳税额太高，人民的纳税负担太重，反对政府的税收政策。那么你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一个“建设性”的反对派，那么你就组建一个反对党，利用言论集会等自由，向人民说明现政府税收体制的不合理性，取得人民的支持，在下一次大选中，战胜对手夺取政权。等你上台掌权之后，制定政策降低税收，减少人民负担，这就是建设性的反对派。
作为建设性的反对派，你的反对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只能是宣传，不能变成行动。你尽管反现对政府的税收体制，你只能口头上反对，不能变成拒绝纳税的抗税行动。不管你口头上如何反对，在行动上，你依然要按照现政府规定的不合理税收向政府纳税。只有等到你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夺权上台后，再把不合理的税收合理化。
相反，如果你是一个“破坏性”的反对派，那么你就组建一个反政府组织，把反对的行为从“口头”变为“行动”，拒绝向政府纳税。你不仅自己拒绝向政府纳税，还组织号召人民拒绝向政府纳税，把政府搞瘫痪，把国家搞乱，然后你在乱中夺权上台。
孙中山等人起兵，试图武力推翻袁世凯政府的行为，显然是一个“破坏性”的反对派，这种反对派在民主国家也是非法的，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袁世凯作为民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取缔国民党，通缉孙中山等人，这件事按照民主国家的标准，也是合理合法的。如果在美国，有人试图武力推翻现政府，肯定也会遭到取缔和通缉的处分。
因此，从民主国家的法制角度来看，孙中山等人起兵反抗是非法的，而袁世凯的镇压倒是合法的。
（三） 袁世凯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是符合法律程序的。
1913年5月袁世凯借款后，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公开通电反对袁世凯贷款，之后袁世凯罢免了这三位都督。这件事直接引发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根据民主国家的法律，袁世凯罢免这三位都督，是符合法律和民主程序的。
1912年建立起来的中国民国，学美国体制实行“三权分立”，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袁世凯作为大总统掌握行政权，国会掌握立法权。
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大总统的政策，这是完全合法的，也是“三权分立”的精神所在。但行政官员就不能反对大总统的政策，因为袁世凯作为行政机构的首脑，各级行政官员必须服从行政首脑的指示，遵从行政首脑的政策，否则行政机构就没法正常运转。
比如美国的财政部长，就必须遵从美国总统的财政政策，不能反对总统的财政政策。当然，财政部长作为个人，是有权反对总统的财政政策，但这有一个前提：财政部长在提出反对意见的同时，就必须辞职，把财政部长让给赞同总统财政政策的人去干。
这个理由是简单的。如果财政部长反对总统的财政政策，而他又占着财政部长的职位，那么财政部就成为反对总统的部门，总统的命令执行不下去，行政机构无非正常运转。
在“三权分立”政体国家，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你要想在行政机构当官，你就不能反对总统；你要反对总统，你就不能在行政机构当官，作为一个没有行政官职的国会议员反对总统，完全没有问题。
上述的三位都督，是行政机构的地方长官，有义务服从袁世凯这位行政首脑的政策和指示。他们在通电反对袁世凯政策的时候，应该同时提出辞职，这才是民主程序的做法。
可是三位都督一方面不肯辞职，还想在行政机构继续当官；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行政首脑的袁世凯，这就不符合民主程序了。相反，袁世凯撤掉反对自己的行政官员，是合法合理的。民主国家的总统，撤掉不听自己命令的官员，也是常有的。著名的案例有美国总统杜鲁门，撤掉不听他命令的麦克阿瑟司令的职务。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管袁世凯的动机如何，他在1913年与孙中山发生冲突时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违反法律程序，是符合民主精神的。相反，不管孙中山的动机如何，他在1913年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了法律程序，也不符合民主精神。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反而应该说是袁世凯的做法是合法的。
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制前提，是只认法律，不认道德。一个人品很差的人，虽然干了很多不道德的事，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就不能把他怎么样；一个人品很好的人，道德再好，只要触犯了法律，也要受到惩罚。但在中国，人们还是喜欢从道德标准来评判一个人，而不是从法律标准来评判一个人。
人们从道德的角度，评论袁世凯的人品如何奸诈，孙中山的人品如何高尚。在上述事件中，人们同情孙中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起兵反袁。孙中山的动机是“为民除害”，只要动机好，用违法的手段，不符合民主程序的手段，也值得赞扬。
因此，人们如果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人和事的对与错，对于搞民主体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
关于民主政治，近代思想家卢梭，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社会契约论》，是奠定近代西方国家民主政体的思想基础之一。美国和法国等的国家政体，都借鉴了卢梭的民主政治思想。
卢梭把民主政治称之为“社会契约”，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对“契约”这个词人们并不陌生，但深入思考这个词背后含义的人，就不那么多了。
“契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经常遇到的。大至国家之间的“条约”，小至个人之间的“合同”、“协议”等，都属于“契约”。我们签订“契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反悔”。一旦签订了契约，今后即使是发现这个契约对自己不利，也必须按照契约执行，不能反悔撤回。
假如你与瓜农在春天签订了购买1千斤西瓜的契约，每斤西瓜1元。可是没想到今年西瓜丰收，价格大跌，等到西瓜上市时，每斤西瓜只卖0.5元。如果你在市场上买1千斤西瓜，只要花500元，可是按照契约向瓜农购买1千斤西瓜，就要花1000元，显然这个契约是对你不利的。
假如你反悔了，想要撤回契约，说：“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西瓜价格暴跌，我们订的契约作废，订购的西瓜我不要了。”这样行吗？当然不行。因为法律是保护契约的，不按照契约执行，就是违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同样，国家间签订的契约，也是不能反悔撤回的。比如中国与英国签订的租借香港99年的条约，中国就一直等到1997年租期满了之后，才收回香港，这就是遵守契约。
民主选举制，卢梭称之为“社会契约”，是因为选举本身就是一种“契约”，一种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比如美国规定4年一次大选，你投了奥巴马一票，就意味着你与奥巴马签订了一个契约：你让奥巴马干4年总统。在这4年期间，不管奥巴马干得好，还是不好，不是奥巴马是否称职，你都不能反悔，不能提前要求奥巴马下台，要等他任期满了之后，才能再决定是不是让他继续干。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契约社会，许多美国总统干得并不好，甚至可以说不称职，但人民也还是遵守契约，没有中途赶总统下台，而是等到他的任期满了之后，再把他选下去。
现在有一种对民主体制的不正确理解：“我投票让你当总统，你就一定要使我得到利益的回报。”如果你上台后，我的工资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就支持你；如果你上台后，物价上涨了，生活水平降低了，我就要上街抗议，把你赶下台。
最近出现的埃及总统、乌克兰总统，都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合法总统，但是在任期当中就被人们赶下台。这样的国家，不是成熟的契约社会，不能算作是民主国家，因为这里的人民与政府之间没有契约关系，也没有契约精神。
1913年时的中国也是一样。袁世凯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合法大总统，当时规定大总统的任期为5年，那么人们就应该让袁世凯干5年总统，这样才符合民主体制的契约精神。可是以孙中山为主的国民党人，却不愿意等5年，再把袁世凯选下去。他们认为袁世凯不称职，要提前赶袁世凯下台，甚至不惜发起武装起义。
1913年时的中国，有选举，有议会，有言论自由，有新闻出版自由，有组党结社自由，是中国近代最民主的时代。孙中山等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民主的合法手段与途径，用和平的方式跟袁世凯斗争。在存在民主合法手段的情况下，孙中山等人还要选择暴力革命，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孙中山等人并不喜欢民主的那一套。
中国有个成语“叶公好龙”，放在孙中山身上颇为合适。孙中山是中国最早呼吁搞民主共和政体的政治家，可是当民主共和政体真的到来的时候，孙中山却又不喜欢了。孙中山变成第一个反对民主体制的政治家，他发起“二次革命”，用“武斗”而不是“文斗”的形式来进行政治斗争，这就直接破坏了中国的民主体制。
不过，孙中山也公开承认他反对民主政体。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强调目前中国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需要独裁，需要革命的独裁，这就是他著名的“三段论”。
孙中山的“三段论”，主要是认为当前中国人民的觉悟太低，还不适合搞民主。这种思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提到。卢梭说：
【建筑师在建筑大厦之前，首先要搞清地质条件是否能承受大厦的重量。明智的立法者在着手立法这前，也要明察人民能够接受何种法律。
有太多的民族都不能接受良好的法律，即使有的民族接受了良好的法律，但在他们的全部历史中也仅是短暂的瞬间。正如人在青春时代是可塑的，步入老年便难于改变了，传统习俗一旦形成再想变革同样非常困难；人民甚至不能容忍别人轻微触碰自身的缺点，如同愚蠢而胆小的病人怕见医生一样。
青春不等于幼稚。每个民族与人一样，都有着青春期与成熟期，只有进入成熟期的民族才能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如果时机不到而实施法治，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一个民族在何时成熟是不容易看出的，有些民族生性较容易接受法律的约束，而有些民族经历千年还是不能适应。
那么，一个民族应具备怎样的条件才适宜于立法呢？我认为这些条件应该是：他们没有根深蒂固的习俗与迷信，不怕外来的影响；他们不参与邻国的争端，但又能独立抵抗邻居的侵犯；他们的成员之间能够建立互信，而不给对方制造麻烦；他们不依赖别的民族而能自立，也不被别的民族所依赖；他们的人民富者不奢，贫者不穷，皆能自足；他们既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又有能吸纳新文化的大度。
最后，要强调的是，立法的困难不在于新观念的建立，而在于旧观念的清除。成功的例子不多，这些条件很难由一个民族同时兼有，因此具有良好制度的国家至今少有。】
1913年的“二次革命”之后，曾经是中国两位最大的民主派：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改变了思想，都认为中国不适合搞民主，转而认为中国需要独裁。袁世凯认为中国应该回过头走过去的路，复辟帝制，搞开明独裁；孙中山则认为中国需要继续革命，搞革命的独裁。
袁世凯曾考过秀才，但没有考中。袁世凯是个明白人，他发现自己不擅长考试，如果再继续考下去，也很难考中。于是他放弃科举的仕途，转而投身军伍，从军去了。在当时读书人最受尊重，考科举当官是人生的“正途”，而当兵则被认为是没出息之人干的事，有“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顺口溜。因此，袁世凯弃文从武，可谓反潮流人物，从而选对人生的道路。
袁世凯从军后，被派驻朝鲜，这时袁世凯显示出了他的军事天才。1884年，年仅22岁的袁世凯在朝鲜率军打败了日军，平定了甲申政变，这使人们对他刮目相看。1885年，23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督。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的军事才能被当时中国的第二号政治人物李鸿章看中。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推荐袁世凯负责组建和训练新式军队，被慈禧太后批准。此后，袁世凯开始了他在天津小站的练兵生涯。
袁世凯组建的新军，不再沿用满清八旗军的旧制，建立起中国第一支西洋式的近代军队。袁世凯以德国陆军为示范，建立了一套军队编制、军官培养、训练粮饷等新式军事体制，这些都对后来的中国军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据说袁世凯首创的军歌《大帅练兵歌》，后来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不少史书声称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促使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但现在的不少研究，否定了这种说法。其实袁世凯在思想上赞同戊戌变法，这在袁世凯后来的所作所为中表现出来。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李鸿章担任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清政府第二号实权人物。此后，袁世凯的主导下，清政府开始搞“新政”，这是袁世凯一生中声望最高、最辉煌的阶段。
袁世凯主导的清末新政，其改革程度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包括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组建新军，奖励发展工商实业等。1907年，在袁世凯直接领导的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同时，袁世凯还下令在他领导的直隶省各州，进行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的试验性试点，开启了中国民主化的先声。此时，袁世凯成为中国最富盛名的“改革派”，人们把期待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1908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小皇帝继位，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摄政王载沣一上台，就解除了袁世凯的所有职务，袁世凯被迫回老家“养病”。载沣不仅罢免袁世凯，还大量罢免汉族大臣，建立起一个满族皇族为主的内阁，试图以此加强皇族的势力，扭转大权被汉人掌握的局面。
但摄政王载沣拿掉袁世凯之举，违背了当时的人心所向。本来在袁世凯主导的改革下，人们对满族搞改革和君主立宪，还抱有希望。现在载沣罢免了最大的改革派袁世凯，成立排斥汉族的满族内阁，使人们认为皇族根本没有搞君主立宪的意思，于是只有暴力推翻清政府一条路了，1911年的武昌起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从1901年到1908年，袁世凯主导的清末新政，大有成效。不但在军事、教育、经济等方面，有很大力度的改革，就是在最难的政治改革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进展。1905年7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并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慈禧太后接受了袁世凯等人的上奏，1905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派镇国公载泽等5位大臣组成“宪政考察团”，出访西洋各国考察。
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颁布预备立宪，并成立资政院筹备处。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基本上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同时提出“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等。清廷还宣布，将在1909年开始举行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选举，在9年内使国家过渡为君主立宪体制。
如果慈禧太后再多活几年，君主立宪制就很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可是慈禧太后在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3个月后，就一命归西了，终年73岁。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立即罢免了袁世凯，收回汉族大臣的重权，使清末的政治体制改革，走上了回头路。在慈禧太后当政时，人们还相信清廷有搞宪政的诚意，对君主立宪制充满希望，因为这样比起流血的革命，还是好很多。可是载沣罢免最著名的改革派袁世凯，又组成以皇族为主的内阁，这样人们就不再相信清廷有搞宪政的诚意，一些本来支持君主立宪的人，也转而支持和同情革命党了。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宣布脱离中央“独立”，摄政王载沣根本控制不了局势，这时他才明白袁世凯的重要性，“非袁不能收拾局面”。于是载沣赶紧把被罢官赋闲在家的袁世凯请回朝廷，并让袁世凯担任掌握最高军政大权的“内阁总理大臣”。在此之前的1911年5月，清廷宣布实施“内阁制”。所谓内阁制，就是皇帝不再有实权，只是一个虚位，政府的最高军政大权由“内阁总理大臣”执掌。但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由皇族庆亲王奕劻担任，政权还是掌握在皇族手里，换汤不换药，所以人们感到清廷搞的内阁制，只是骗人的把戏。
1911年11月，摄政王载沣宣布取消皇族内阁，重新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样袁世凯就掌握清政府的最高军政大权，成为清政府的真正领导人。载沣把军政大权完全交给袁世凯，是拉拢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够压制革命党，保住大清皇帝的君王名位，搞真正的君主立宪制。
此时南方的革命党也在拉拢袁世凯，他们公开宣布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把中国民国“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现在的主流历史书叙述辛亥革命时，把袁世凯说成是“窃国大盗”，从孙中山手里窃取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因为孙中山是1912年1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而袁世凯早在一个多月前的1911年11月，就已经就任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即大清帝国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对于袁世凯来说，不管是当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还是当中华民国“大总统”，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只是国号不同而已。因此，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就已经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了，根本不需要“窃取”。
假如载沣没有罢免袁世凯，袁世凯看在大清王朝对他有恩，或许会选择当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保留大清的皇帝和国号，搞君主立宪制。可是载沣罢免袁世凯后，他与大清王朝的恩情断绝，于是袁世凯就选择了当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改国体为共和制，自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以后，本想大干一番，把改革的事业继续下去，但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变化。
虽说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名义上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手中的权力，反而还不如以前他当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时候。在大清朝的时候，袁世凯说话有人听，政令发下去后人们会认真执行；现在袁世凯贵为共和国大总统，但他说话却没有人听了，政令更是发不下去。各地纷纷各自为政，不听中央政府的，使袁世凯想要搞的改革事业无从下手，没法干。
这时，袁世凯的思想也就发生了转变。本来他是赞成共和的，赞成宪政的。可是共和真的来了，宪政真的来了，反而搞不下去了。中国搞了共和之后，国家一片混乱，群龙无首，地方各自为政，中央政府的政令根本行使不下去。
对于袁世凯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如何收拾和处置中国如此混乱的局面，是他的首要任务。中国现在这么乱，还不如以前的大清朝，以前国家至少还有秩序，中央政府还有权威。现在国家的秩序没有了，政府的权威没有了，如何重建国家的秩序，重树政府的权威，这是袁世凯必须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袁世凯认为；这都是“共和”惹的祸。此后，袁世凯的思想从改革派变成保守派，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共和制，所以应该退回到过去的君主立宪制。袁世凯要当皇帝“复辟”，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出现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由民主选举方式产生国家领导人，也是第一次进行国会议员的选举，第一次召开国会。袁世凯虽说已久经官场，但他对“共和制”这种新国体，也是第一次尝试。怎样运行这种国体，一点儿经验也没有。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怎样处理“总统”与“国会”的关系。几千年来的中国人，从来都是“天无二日、人无二君”的概念。现在新体制出现“总统”与“国会”两套系统，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简单但又深刻问题：到底是总统领导国会？还是国会领导总统？
这里看看美国的例子。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任何法案，但如果参众两院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同意，又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大部分中国人看到这种法律条文，大概会迷惑不解：到底是总统说了算？还是国会说了算？
其实美国宪法的意思是：在总统得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支持的时候，就能否决国会的议案，这时就是总统说了算；在支持总统的人数少于三分之一的时候，否定总统的人数多于三分之二，这时就是国会说了算。总统只要能得到三分之一人的支持，就能否定三分之二人通过的议案，被称为“少数否决”，是总统的特权。
1912年，对于刚刚开始搞民主体制的中国来说，对西方这种“相互牵制”的体制，既陌生，又不理解。于是出现了总统与国会相互“争夺领导权”的情况，总统试图领导国会，国会也试图领导总统，谁也不肯让步。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因为国会系统是由南方的“革命党”主导，而总统系统是北方袁世凯的“北洋派”主导，双方的党派为了争权，把党派斗争变成了“国会”与“总统”的斗争。双方先是“文斗”，后来又发展为“武斗”。第一场“武斗”发生于1913年7月，此时中华民国才成立一年，起因是由于袁世凯向国外借款。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由于国内局势混乱，税收等财源断绝，中央政府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签署《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但袁世凯的借款遭到主导国会的国民党人的反对，他们声称借款未经国会批准是非法的。
1913年5月，国民党人担任的地方领导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公开通电反对袁世凯贷款，他们认为这次借款是“丧权辱国”，并称袁世凯试图用借款来扩充他的北洋军。
袁世凯没有处理反对党挑战的经验，他于是采取了中国的老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1913年6月，袁世凯罢免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
国民党也没有处理执政党弹压的经验，也是采取了中国的老办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起兵反抗袁世凯。
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通电声讨袁世凯，称：【袁世凯乘时窃柄，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以兵威劫天下。”随后，黄兴在江苏宣布江苏独立，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陈其美宣布独立上海，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许崇智宣布福建独立，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这些独立的省份组成“讨袁军”，开始与袁世凯进行“武斗”。
1913年7月底，黄兴领导的江苏讨袁军与北洋军会战失败后，黄兴离开南京出走。黄兴这位主帅一走，讨袁军全体动摇。孙道仁通电宣布取消福建独立，谭延闿通电宣布取消湖南独立，其他各地也纷纷宣布取消独立。
这样一来，发起“二次革命”的孙中山、黄兴等被孤立，遭到通缉，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在今天看来，孙中山等人把“文斗”发展为“武斗”，是破坏民主体制的先声。有人为孙中山辩护说：袁世凯是“国贼”，所以孙中山发起武力讨袁是合理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根据民主宪法，不管袁世凯怎么坏，但袁世凯毕竟是用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合法大总统，要罢免袁世凯，也应该用民主程序来罢免，而不能用武力手段。如果可以用武力来罢免民主程序选出的大总统，那么民主选举本身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即使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是“国贼”，也不能用武力推翻他，只能用民主程序罢免他，这是起码的民主宪法精神。
但中国人并不这么理解民主体制，现在很多人还赞扬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是义举，由此可见，在中国搞民选制，绝不会那么顺利。就是在今天，不少新兴的民主国家，比如埃及、乌克兰等国，也出现用武力推翻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合法总统。
梁启超当时就对中国搞民选制，提出很大的疑问。梁启超在《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一文中说：【能适应今日之事势者，则今日之良法也。不适应于今日之事势者，则非今日之良法也。虽然，本法之适用，当在十年以后。苟十年后而中国事势一如今日，则此法可谓十年后之良法也。】梁启超的意思是，中国民国的大总统选举，应该在 10 年以后才会适用，现在搞太早了一点。
孙中山发起试图武装推翻民选政权的“二次革命”后，让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一大批人感到：民主体制在中国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1915年袁世凯称帝。
从法律的概念来看，发生于1913年的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冲突，袁世凯是合法的，而孙中山反而是非法的。其原因如下：
（一） 把向外国借款的行为上升为“丧权辱国”，缺乏法律根据。
西方国家把“借债”看成是运营国家的正常行为。国家的债务有两种：一种是内债，即向自己的人民借债，发行国债或国库券，到期后付给人民利息；另一种是外债，向外国借债，当然也要付给外国利息。西方国家都是既有内债，又有外债，据说中国就持有不少美国的国债。
但传统的中国人，把借债看成是一种“不良”行为，认为好人不借债，借债是无能的表示。当时还把“一无内债、二无外债”，作为政府有能力的象征，人民也为自己的国家没有欠债感到自豪。当然，今天的中国人看法已经改变，不再推崇“一无内债、二无外债”的做法。
借债的缺点是要付出利息，优点是可以提前得到成果。比如向银行借款买房，虽说要付给银行利息，但可以提前享受到住房，比自己存款很多年之后再买房，还是“合算”的买卖，否则人们就不会贷款购房了。
袁世凯的借款也是一样，虽说要付给外国利息，也就是说把中国的一部分利益给了外国，这点上可以称之为“卖国”。可是中央政府有了借款，可以减少混乱，减少混乱引起的人们生命财产的损失，提前实现国内的安定。从这方面看，借款也是有好处的。
因此，从法律上来看，袁世凯的借款并非一无是处，把这件事作为“丧权辱国”的行为来批判，并不恰当。
（二） 起兵反对袁世凯，也缺乏法律依据。
西方民主国家都存在合法的“反对派”，对此不少中国人有误解，把反对政府的人就理解为“反对派”，这是对民主政体的误解。
“反对派”可以分为两种：“建设性的反对派”和“破坏性的反对派”。西方民主国家只允许“建设性反对派”的存在，而不允许“破坏性反对派”存在。
什么是“建设性的反对派”？举个例子说明。假如你认为现政府当局制定的纳税额太高，人民的纳税负担太重，反对政府的税收政策。那么你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一个“建设性”的反对派，那么你就组建一个反对党，利用言论集会等自由，向人民说明现政府税收体制的不合理性，取得人民的支持，在下一次大选中，战胜对手夺取政权。等你上台掌权之后，制定政策降低税收，减少人民负担，这就是建设性的反对派。
作为建设性的反对派，你的反对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只能是宣传，不能变成行动。你尽管反现对政府的税收体制，你只能口头上反对，不能变成拒绝纳税的抗税行动。不管你口头上如何反对，在行动上，你依然要按照现政府规定的不合理税收向政府纳税。只有等到你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夺权上台后，再把不合理的税收合理化。
相反，如果你是一个“破坏性”的反对派，那么你就组建一个反政府组织，把反对的行为从“口头”变为“行动”，拒绝向政府纳税。你不仅自己拒绝向政府纳税，还组织号召人民拒绝向政府纳税，把政府搞瘫痪，把国家搞乱，然后你在乱中夺权上台。
孙中山等人起兵，试图武力推翻袁世凯政府的行为，显然是一个“破坏性”的反对派，这种反对派在民主国家也是非法的，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袁世凯作为民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取缔国民党，通缉孙中山等人，这件事按照民主国家的标准，也是合理合法的。如果在美国，有人试图武力推翻现政府，肯定也会遭到取缔和通缉的处分。
因此，从民主国家的法制角度来看，孙中山等人起兵反抗是非法的，而袁世凯的镇压倒是合法的。
（三） 袁世凯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是符合法律程序的。
1913年5月袁世凯借款后，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公开通电反对袁世凯贷款，之后袁世凯罢免了这三位都督。这件事直接引发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根据民主国家的法律，袁世凯罢免这三位都督，是符合法律和民主程序的。
1912年建立起来的中国民国，学美国体制实行“三权分立”，行政权与司法权分离，袁世凯作为大总统掌握行政权，国会掌握立法权。
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大总统的政策，这是完全合法的，也是“三权分立”的精神所在。但行政官员就不能反对大总统的政策，因为袁世凯作为行政机构的首脑，各级行政官员必须服从行政首脑的指示，遵从行政首脑的政策，否则行政机构就没法正常运转。
比如美国的财政部长，就必须遵从美国总统的财政政策，不能反对总统的财政政策。当然，财政部长作为个人，是有权反对总统的财政政策，但这有一个前提：财政部长在提出反对意见的同时，就必须辞职，把财政部长让给赞同总统财政政策的人去干。
这个理由是简单的。如果财政部长反对总统的财政政策，而他又占着财政部长的职位，那么财政部就成为反对总统的部门，总统的命令执行不下去，行政机构无非正常运转。
在“三权分立”政体国家，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你要想在行政机构当官，你就不能反对总统；你要反对总统，你就不能在行政机构当官，作为一个没有行政官职的国会议员反对总统，完全没有问题。
上述的三位都督，是行政机构的地方长官，有义务服从袁世凯这位行政首脑的政策和指示。他们在通电反对袁世凯政策的时候，应该同时提出辞职，这才是民主程序的做法。
可是三位都督一方面不肯辞职，还想在行政机构继续当官；另一方面又要反对行政首脑的袁世凯，这就不符合民主程序了。相反，袁世凯撤掉反对自己的行政官员，是合法合理的。民主国家的总统，撤掉不听自己命令的官员，也是常有的。著名的案例有美国总统杜鲁门，撤掉不听他命令的麦克阿瑟司令的职务。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管袁世凯的动机如何，他在1913年与孙中山发生冲突时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违反法律程序，是符合民主精神的。相反，不管孙中山的动机如何，他在1913年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了法律程序，也不符合民主精神。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反而应该说是袁世凯的做法是合法的。
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制前提，是只认法律，不认道德。一个人品很差的人，虽然干了很多不道德的事，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就不能把他怎么样；一个人品很好的人，道德再好，只要触犯了法律，也要受到惩罚。但在中国，人们还是喜欢从道德标准来评判一个人，而不是从法律标准来评判一个人。
人们从道德的角度，评论袁世凯的人品如何奸诈，孙中山的人品如何高尚。在上述事件中，人们同情孙中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是为了国家和人民起兵反袁。孙中山的动机是“为民除害”，只要动机好，用违法的手段，不符合民主程序的手段，也值得赞扬。
因此，人们如果用道德标准来评判人和事的对与错，对于搞民主体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
关于民主政治，近代思想家卢梭，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社会契约论》，是奠定近代西方国家民主政体的思想基础之一。美国和法国等的国家政体，都借鉴了卢梭的民主政治思想。
卢梭把民主政治称之为“社会契约”，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对“契约”这个词人们并不陌生，但深入思考这个词背后含义的人，就不那么多了。
“契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经常遇到的。大至国家之间的“条约”，小至个人之间的“合同”、“协议”等，都属于“契约”。我们签订“契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反悔”。一旦签订了契约，今后即使是发现这个契约对自己不利，也必须按照契约执行，不能反悔撤回。
假如你与瓜农在春天签订了购买1千斤西瓜的契约，每斤西瓜1元。可是没想到今年西瓜丰收，价格大跌，等到西瓜上市时，每斤西瓜只卖0.5元。如果你在市场上买1千斤西瓜，只要花500元，可是按照契约向瓜农购买1千斤西瓜，就要花1000元，显然这个契约是对你不利的。
假如你反悔了，想要撤回契约，说：“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西瓜价格暴跌，我们订的契约作废，订购的西瓜我不要了。”这样行吗？当然不行。因为法律是保护契约的，不按照契约执行，就是违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同样，国家间签订的契约，也是不能反悔撤回的。比如中国与英国签订的租借香港99年的条约，中国就一直等到1997年租期满了之后，才收回香港，这就是遵守契约。
民主选举制，卢梭称之为“社会契约”，是因为选举本身就是一种“契约”，一种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比如美国规定4年一次大选，你投了奥巴马一票，就意味着你与奥巴马签订了一个契约：你让奥巴马干4年总统。在这4年期间，不管奥巴马干得好，还是不好，不是奥巴马是否称职，你都不能反悔，不能提前要求奥巴马下台，要等他任期满了之后，才能再决定是不是让他继续干。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契约社会，许多美国总统干得并不好，甚至可以说不称职，但人民也还是遵守契约，没有中途赶总统下台，而是等到他的任期满了之后，再把他选下去。
现在有一种对民主体制的不正确理解：“我投票让你当总统，你就一定要使我得到利益的回报。”如果你上台后，我的工资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就支持你；如果你上台后，物价上涨了，生活水平降低了，我就要上街抗议，把你赶下台。
最近出现的埃及总统、乌克兰总统，都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合法总统，但是在任期当中就被人们赶下台。这样的国家，不是成熟的契约社会，不能算作是民主国家，因为这里的人民与政府之间没有契约关系，也没有契约精神。
1913年时的中国也是一样。袁世凯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合法大总统，当时规定大总统的任期为5年，那么人们就应该让袁世凯干5年总统，这样才符合民主体制的契约精神。可是以孙中山为主的国民党人，却不愿意等5年，再把袁世凯选下去。他们认为袁世凯不称职，要提前赶袁世凯下台，甚至不惜发起武装起义。
1913年时的中国，有选举，有议会，有言论自由，有新闻出版自由，有组党结社自由，是中国近代最民主的时代。孙中山等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民主的合法手段与途径，用和平的方式跟袁世凯斗争。在存在民主合法手段的情况下，孙中山等人还要选择暴力革命，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孙中山等人并不喜欢民主的那一套。
中国有个成语“叶公好龙”，放在孙中山身上颇为合适。孙中山是中国最早呼吁搞民主共和政体的政治家，可是当民主共和政体真的到来的时候，孙中山却又不喜欢了。孙中山变成第一个反对民主体制的政治家，他发起“二次革命”，用“武斗”而不是“文斗”的形式来进行政治斗争，这就直接破坏了中国的民主体制。
不过，孙中山也公开承认他反对民主政体。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强调目前中国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需要独裁，需要革命的独裁，这就是他著名的“三段论”。
孙中山的“三段论”，主要是认为当前中国人民的觉悟太低，还不适合搞民主。这种思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提到。卢梭说：
【建筑师在建筑大厦之前，首先要搞清地质条件是否能承受大厦的重量。明智的立法者在着手立法这前，也要明察人民能够接受何种法律。
有太多的民族都不能接受良好的法律，即使有的民族接受了良好的法律，但在他们的全部历史中也仅是短暂的瞬间。正如人在青春时代是可塑的，步入老年便难于改变了，传统习俗一旦形成再想变革同样非常困难；人民甚至不能容忍别人轻微触碰自身的缺点，如同愚蠢而胆小的病人怕见医生一样。
青春不等于幼稚。每个民族与人一样，都有着青春期与成熟期，只有进入成熟期的民族才能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如果时机不到而实施法治，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一个民族在何时成熟是不容易看出的，有些民族生性较容易接受法律的约束，而有些民族经历千年还是不能适应。
那么，一个民族应具备怎样的条件才适宜于立法呢？我认为这些条件应该是：他们没有根深蒂固的习俗与迷信，不怕外来的影响；他们不参与邻国的争端，但又能独立抵抗邻居的侵犯；他们的成员之间能够建立互信，而不给对方制造麻烦；他们不依赖别的民族而能自立，也不被别的民族所依赖；他们的人民富者不奢，贫者不穷，皆能自足；他们既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又有能吸纳新文化的大度。
最后，要强调的是，立法的困难不在于新观念的建立，而在于旧观念的清除。成功的例子不多，这些条件很难由一个民族同时兼有，因此具有良好制度的国家至今少有。】
1913年的“二次革命”之后，曾经是中国两位最大的民主派：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改变了思想，都认为中国不适合搞民主，转而认为中国需要独裁。袁世凯认为中国应该回过头走过去的路，复辟帝制，搞开明独裁；孙中山则认为中国需要继续革命，搞革命的独裁。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