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日本时的陈氏兄弟合影。左起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
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当年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陈寅恪和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船出洋。那是1902年，鲁迅与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时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亲自带领下，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小小少年陈寅恪也同船随行。俞明震即是陈寅恪的大舅，他可是个新派人物，鲁迅对他的印象不坏，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对他有这样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与陈寅恪的交往从此开始，到日本后，他们又同在建校不久的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到1904年毕业，同学两年。在弘文学院，鲁迅与陈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
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主任、主编、校长、总长、将军、元帅、总统，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领导或下属，他一不开心张口就骂，却没有骂过路矿学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陈寅恪的舅舅，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陈寅恪名篇《王观堂先生挽辞》，就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上。《学衡》还刊登过陈寅恪《与妹书》、《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鲁迅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对陈寅恪的“古董”文章却很难得地保持着沉默。不知道是因为与陈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还是学力不逮、不敢妄评，反正终生未见微词，这在脾气不好的鲁迅来说，几乎是一个特例。要说起陈寅恪的家族之大，怕是在中国难有望其项背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原任直隶按察史，甲午倭寇犯高丽，陈宝箴充任大清国战时军需指挥官，以粮台转运史的身份负责为前线准备军械粮草，终日与荣禄、刘坤一、聂士成、袁世凯等面商或电文往来，做的是保家卫国、名垂千古的大事。陈寅恪著《寒柳堂集》也谈到身世，说自己祖父任湖南巡抚“仅得小省”，在他眼里，小省当个省长算不上什么官。就说亲自护送鲁迅、陈衡恪、陈寅恪去日本留学的俞明震，出生绍兴俞家，也是真正的大家族。单说老俞家有个儿子叫俞大维，读哈佛、读柏林，与陈寅恪同学，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寅恪与大维原本就是姑表兄弟，亲上加亲。俞大维后来做了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自称与陈寅恪“二代姻亲、三世交情、七年同学”。俞大维的儿子叫俞扬，后来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
陈寅恪最初从国外回国，任蔡锷的秘书，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却和鲁迅来往频繁。鲁迅那时候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是陈寅恪兄长陈衡恪题写。清明节后的那一天，他取了几册书来到蔡将军府。陈寅恪正埋首在案前一摞卷宗里，鲁迅和他打招呼时，他眼睛直愣愣地瞪着他，老半天没有任何反应。鲁迅将书放到他面前，陈寅恪才回过神来，摘下眼镜擦拭了一番，然后找出茶杯，每一只都积满了茶垢。他叫门房给他们送来两盏热茶，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喝了茶，陈寅恪才缓和了些。鲁迅将几本书往他面前推了推：“刚刚出版的几册书，闲来贤弟可以翻一翻。”陈寅恪将书拿起来，随手翻了翻，然后说：“我记得当年在日本，你就不来上课，尽找外国小说看，翻译的底子就是在那时候打下了。”鲁迅说：“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
单纯做学生，这钱绰绰有余，但我后来回国结了婚‘游学’的。抽烟、喝酒、购书，这钱就不够用了。你知道的，加上周作人很快与羽太信子谈起了恋爱，钱更不够用。”陈寅恪说：“不过你会挣钱，给《浙江潮》写稿子，给各种小刊物、同乡会写文章做校对，日子还是过得不错。”鲁迅说：“那跟你们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当然，你那时还小，我的成就就远不如陈衡恪。”陈寅恪说：“陈衡恪是拼了命的，他生来就是读书的命。”鲁迅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陈寅恪说：“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鲁迅说：“这是我和师曾(陈衡恪)不同的地方，他用一只眼紧紧地盯着学业，另一只眼关注着绘画、音乐、古诗，广交日本艺术界朋友，完全游离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与革命有一点点关系的是：陈衡恪与李叔同经常在一起讨论、研习中国古诗、古画、古乐。”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忆录》里说鲁迅：“退学后住东京的这几年，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不进，平常只逛旧书店——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怪不得鲁迅能如此全面地编辑出几部《域外小说集》了，正是自由地研究、自由地创作，在俄、法、德、波兰、匈牙利文学的大海里自由翱翔，为日后回国扛起新文学大旗打下坚实的基础。
陈寅恪从蔡锷将军府辞职后再度出国，离开北京时来到教育部向哥哥陈衡恪告别，顺便也和鲁迅打个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个饭店聚餐，陈衡恪为弟弟送行，鲁迅和几个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酒过三巡之后，鲁迅与陈寅恪回忆当年发生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趣事。当时陈寅恪与鲁迅床抵着床，两人年龄最为接近，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已回国的同学来信询问弘文学院的近况，鲁迅和陈寅恪、陈衡恪等人联名回信，把学院情况事无巨细地一一告诉了他们。陈寅恪对鲁迅说：“你那时候就看了很多书，我那时还小，并不太懂事。你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候你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我感到很吃惊——你那时就一直鼓励我，受到你的鼓励，我给家父写了很多信，我记得有许多话比如指出日本包藏祸心，其实都是平常你跟我说的。”鲁迅说：“你从小就与别人不一样，看得出来，你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
陈寅恪再度出国后，与鲁迅再没有联系。但是鲁迅日记中却不时地提到他，而陈寅恪却再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这也是陈寅恪孤高与自尊的证明。他默默地走着一条漫长无尽的学术之路，最终成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师，他的学问被傅斯年称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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