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老虎” 文革《群丑图》

解放至今，各级官员密集倒台、入狱、查处的时段有两次，一是文革初期，一次就是现在了。

 

我生也晚，虽然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却也只有十一二岁。文化革命波澜壮阔，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揪出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日无之。兴奋之余有所不解，看了报刊文章、大字报更加一头雾水。遂问老师、家长：既然他们一贯反党、反人民，为什么还能当那么大的官、现在才被发现？过来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坏人吗，善于伪装，有一个暴露的过程。

 

好像全国上下刚刚意识到“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深挖、狠揭的结论是，干部队伍几近烂透，既使没有反动言行，也多多少少执行过修正主义路线；政治、经济、生活、作风鲜有不沾污带垢者。于是，大批判进行的如火如荼。突然，毛主席部署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战略转折，要解放一些干部，各级各地以老中青三结合的形式，组织新的领导班子。继续率领群众，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云云。

 

后来有人说，此一伟大战略部署，与大字报栏中出现的一张政治漫画有点关系。“段子”的大意是这样的：1967年某日，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带了一张画，说是刚出的漫画，陈老总让我交给您。展开看时，是一幅漫画，题曰《群丑图》。画中人头密集、个个相貌丑陋，组成一支吹喇叭抬轿子的队伍。毛问：这上面画的都是谁呀？傅崇碧逐一指点着说：坐轿子的是刘少奇、骑车子的是王光美，前呼后拥、抬轿子有陶铸、彭真、杨尚昆、陆定一、谭震林……嘴里叼着刀的是罗瑞卿、还有贺龙、邓小平……。听着听着，毛泽东沉下了脸，打断他的话问道：哪个是我呀？傅连忙道：这上面没有您。毛泽东已经发怒了：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群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共产党的东西满天飞！……这画可以送给美帝、苏修去讨功了么。（如下图）

 

事情可能是真的，因为《群丑图》的作者翁如澜（翁独健之女，1944年出生，1962年入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曾以“丑化中央领导人”罪入狱并劳改三年。

 

其实，在毛泽东看到《群丑图》之前，受翁如澜启发，各种版本的《群丑图》已在全国各地绘制、流传有日。地方版、行业版、部门版、单位版都有。革命群众借此嗤笑讽刺而已，或曰“革命的浪漫主义”。而在毛泽东无以伦比的政治境界中就非同小可了------虽然中国没有能够取共产党而代之的政治势力。但是，“人有脸、树有皮”，全党上下腐烂败坏如此，执政的合理性何在？怎么跟国际社会解释、向全国人民交待？于是赶紧设想补救。

 

不料，经过了文革那样的洗心革面、触及灵魂的改造与冲击，党的干部队伍非但未见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反而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地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起来。文革《群丑图》中人有知，只能甘拜下风、瞠乎其后了：文革主要算的是政治帐，经济问题、生活作风还在其次，多以“小节问题”论处。改革开放，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经济就毫无间隔地等同于政治了。连同财务金钱、男女关系、生活方式等等，一切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等路线原则、方针政策的，全部堪与当年的“修正主义”、“资反路线”之属等量齐观；区别只在：今天的贪官污吏所犯“糖衣炮弹”、“醇酒美人”之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到了荒唐离谱，亘古未有的程度。

 

所以，毛泽东当年所遇之困境，经其铁腕所施之批判斗争、思想改造、组织调整仅只缓解于一时，遇到名正言顺“向钱看”的“新时期”便强势回归、势不可当了。政党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自动运行的流水线，是由人组成的，是个人表演的舞台。这样的成员有何资格、理由、颜面领导民众、管理国家？要是任何人以任何层级、部门、行业、地区为范围，取材制做系列“群丑图”，则素材俯拾皆是，故事精彩可期。诚然，中国还是没有出现能够取代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势力。所以，中共作为一个整体，不必为“亡党亡国”而忧心。

 

上述经典《群丑图》里的只有39人，按照无孔不入论资排辈的中国文化，称作“黑帮”，相当于今天的“大老虎”。其余效颦之作里的人物，则等而下之，为“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等等，也就是于今的司局县处科股镇长们吧。从党控传媒公布的材料可知，官职大小与腐败程度约成正比。而反腐肃贪的措施则未见新奇。这不，中秋节临近，不过是重申了一下：不得用公款送月饼。但常识是，若要改变一个阶层风纪及整个社会风气。非科学的制度、严谨的措施、认真的执行不办。

 

这次反腐风暴到如今，相信已有不少初知人世的懵懂少年，像我当年一样问过同样的问题、得到过同样的答复了：既然他们早就开始贪了，怎么现在才双规？师曰：你不是天天看电视剧吗------调查取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哦。与文革中一样，谁人敢说：政坛中人的行为方式是：账且记在那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靠改造世界观而让人们奉公守法、自尊自爱乃缘木求鱼。不但收效甚微，反而蓄积了人们贪婪的本性，一遇时机就会喷薄而出。人类智慧进化至今，相对有效克俭行廉的办法是在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上想办法。不然，就像一个抗战段子说的：有人报告周佛海：某省长贪的厉害，撤了他吧。周瞥了一眼道：他捞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好点了；换一个上来，饿瘪的臭虫似的，贪的更狠！

 

体制改革、社会运动应如纲举目张。中枢一动，方方面面得以舒展伸张；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然，下去一批，接班的是其同类，轻车熟路，贪得更多、更巧、更无耻。只因中共要求党员干部自洁自律的法规从未或缺，贪腐规模却越来越大。据此事实，不免令人多此一虑。

 

或曰，法酷刑严，动辄得咎，又会因失去利益推动，让人消极怠工，尸位素餐，而使大好的建设势头迟缓下来。毕竟，中国还是需要些能吏、干吏的。诚然，对于个中人等，不能求全责备。怎么管好用好、别出圈，就是组织部门的事喽。

 

当然，老百姓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反腐只是一场权力斗争，“洗牌”之后，他们各就各位了，国家社会并无进步；劳苦大众毫无受益，只是看了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掏钱吧老太太……”的大戏。就像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成果是发现、粉碎了一个又一个祸国殃民的反党集团，所以“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而，那些伟大的胜利没有给老百姓极度贫寒的生活带来些许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