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把我家带进了那个杂院，那一年哥哥和我都还是学龄前儿童。那个院子原本是长方形的，朝街的方向生生地被切割出去正方的一块地，砌出一圈平房围成的小四合院，另开一扇门出入。这样一来杂院有两个院门，一个院门上的门牌号是4号，另一个门牌号是4-1号。
4号院的前半截只剩下一条水泥车道，笔直地通向后院。道的一侧沿着与6号院子分界的墙种着一顺女贞树，道的另一侧院门旁边是从前的门房，尽头是从前的汽车房，正对着院门。
几辆板车将我们劫后的一点东西悄无声息地搬进了杂院，简陋到看不出来我们是被革命的。我的母亲当时是个三十几岁的少妇，她的年纪向邻居们表明我们一家人没有历史问题。
院子中间有一幢两层的西式小楼，加上门房汽车房和后院的两间下房，按户口本计住了八家人。我家的保姆竺阿姨成份最好，她的临时户口挂在我家的户口上，有一份计划供应的粮食，她不算一户。院中套着的小院里有三家人，都是房管所的职工，他们从前的家在农村，进城以后男人工作女人在家烧饭带孩子。他们生很多小孩。
我家住在楼上，母亲吩咐竺阿姨不要让我们下楼和野小孩玩。4-1号的妈妈们也不许她们的小孩进大院。邮递员把4-1号念作四号之一，住四号之一的人和四号院子里的住户撇得很清。竺阿姨颇不以为然，她不让我们到院子外面去，但她绝不阻止小孩子们玩在一起。
女贞树结灰蓝带紫的女贞子，是一味中药。秋天女贞子成熟的时候4-1号院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蜂拥进4号院子采女贞子。他们把女贞子铺在自己的小院空场上晒干了卖给山西路广场边的中药店，我父亲见了就要用《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台词发表他的感慨，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跟着采女贞子的孩子我学会了攀着树爬墙头。院墙的墙面上有两条用一个个凹陷进去的大方格子构成的花纹，上下各一条。踩进下面一条的方格，攀上树杈再把脚尖放在上面一条的格子里，人就安安稳稳地手扶墙头站在墙上。
别的孩子忙着采女贞子，我在墙头上看街对面的5号院子，以后很多时候我一个人趴在墙头上望着那个院子发呆。
5号的院子里有一幢粉墙黛瓦的大房子。
小孩子喜欢一样东西往往莫名其妙的，我就是喜欢那幢明朗雅素的两层楼的洋房，说不清是因为它高低错落的屋顶还是因为它象鸟儿翅膀一样飞起的檐角，或者檐头的雕花瓦当。
从墙头上可以看清楚5号长长的院墙，青砖墙基，粉墙漏窗。5号院墙的墙头覆着黛瓦两坡的墙檐，不似我正趴着的，光秃秃只是墙头。它粉白的壁上写着黑色的大字，打倒王平。打倒二字正写，王字无所谓正反，平字倒书。字面上的王平被打翻在地，平的一竖直指天空象孙悟空变土地庙时用尾巴变成的旗杆戳在那里。
我会爬墙的时候字迹已经开始发旧，我楞楞地望着这个人的名字，不知道他是谁。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何许人也，当下有关5号的资料里也不见提及这个人。5号是个民国时期的院宅，定格在1949年里，现在它只是部队用房。从1949年起它便一向是没有个性特征的部队用房，附近居民只知道里面住着人民子弟兵，是革命告诉我里面曾经住过一个叫王平的人，上将。
哥哥进了小学我单在家里，白天我独自一人趴在墙头上望呆。墙外的马路人行道宽敞，车行道狭窄，不通公共汽车，过了上下班时间几乎没有行人。有人拉板车送货，是出苦力的活，低头拉着车双把在马路边一步一步地走。骑自行车的人撵上来，在板车后面按响几声车铃带来点动静。骑车的人绕过板车，铃声远了车也就远了，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街对面的院子从我们搬来的第一天起就大铁门紧闭不见动静。门偶尔被打开，我从墙头上看见它水泥墁地的前庭，边缘有点弧形的，可以让小汽车滑过停在楼前，让主人在车前寒暄，但是院子里分明没有人住。院里有条鹅卵石铺的小道，缎带似的弯曲交汇过前庭飘向后院。不太记得清楚了，只记得那些鹅卵石是彩色的，拼了图案。大门关上以后就把诱惑关进去了，我还得去爬墙。
我站在墙上看哥哥背着书包走远，他背书包回家。有两三次他上学没有背书包，他把书包藏在盛水果的猫气煞竹篮里。他照常沿着上学的路朝前走，带着小跑，去找一起逃学的同班。
他不能带上我的，我跟在后面他会挥着手撵我回家。我只好爬上墙头看他消失在街角，看总陪着我的大房子，看它长长的院墙。
院墙上有几扇漏窗，其实是边房临街的窗户。回纹样式的棂格窗内另有一层钢窗配磨花玻璃，漏窗的风格但是根本不漏景。边房侧面朝街，一对单檐翘角探出如翚斯飞，屋顶三角形的侧面上有个四瓣花窗。应该也是从前的门房，却更象莫愁湖园里古意盎然的轩，也有点象个亭榭，不在水边在街边。
后来我也上学了，不再成天爬墙，可我还是爱对面的院子。
我在天黑以后去爬墙头，看月色里它飞檐挑起的屋顶，阴影和明亮。房子很久没有人住，瓦垄间生出许多瓦松。根本不懂苍凉也不知孤独的年纪，只是心里寂寂的，忽然觉得好没意思，赶紧滑下墙去。
等我感兴趣为何它是附近唯一的一幢中式洋房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简单表面的解释。“盖给洋人住的。”“从前谁住在里面呢？”“好像是司徒雷登。”
在广播里，在电影里，我一次又一次听到播音员铿锵的声音，别了，司徒雷登！在学毛选的小组里我听同学模仿着铿锵有力地念，别了，司徒雷登！我恍惚觉得那‘别了’不是向司徒雷登告别，是对5号院里的大房子说的。
我们搬离了4号，但是仍经常路过。下雪的天5号院子的墙头积了薄雪，白雪黑瓦，冬枝凋零。心里有个声音在念，别了，司徒雷登！
在离开中国之前的好些年头我定期地路过那里，因为要去它几个院门之隔的煤气站换煤气包。人行道上杨槐树的新芽绽开，枝桠上点点滴滴染了青苹果绿。树下院墙上的漏窗棂格看着很旧, 骑在自行车上我会在心里和它打个招呼，别了，司徒雷登！
出国后十二年我才第一次回乡。5号院墙上的漏窗更旧了，房子和院墙都被刷成淡黄色，已经不再是我记忆里的黛瓦粉墙。它换过铁门，门顶上竖着倒刺。有一段院墙似乎改过，墙头上插着不规则的玻璃碎片，附近一带用这种方法处理院墙的部队用房我曾见过不止一家。我有点不习惯。
饭局之间的空隙里我无意中在晚报上看到一篇民国建筑的文章报道，发现它竟不是司徒雷登的官邸。一时间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安放脑子里那句诗朗诵般的‘别了，司徒雷登！’
不过差别并不太远，5号是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官邸，他的一个晤谈调停的场所，他在那里会见过周恩来。我竟一直犯着一个错误，一个不失美丽的错误。原本就是一个错误让我与这个院宅相遇的，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我终明白上天的爱怜，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在那样的日子里，把我带到童寯1935年的作品面前，赠我一段留念。
很少有人还记得童寯，八十年代以后很少有人知道童寯，就像很少有人知道吕彦直。人们对梁思成耳熟能详，梁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史学者，还和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有关联。童寯是更纯粹的建筑师，这一点比较一下童和梁的建筑作品表就不难得出结论。只知道梁思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1935年里童寯有两件作品，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总行大楼和南京的金城银行别墅。在民国首都的新区里兴建公馆别墅有个严格的规定，私宅每户面积至多一亩。金城银行别墅不属私宅，占地四亩。它不是为洋人盖的，金城银行是创办于天津的私人银行，当时中国的四大行之一。这位和梁思成先后同窗的海归设计师决定建造一座中国古典风格的别墅，于是我在童年里见到一座有歇山式屋顶的大房子，屋顶上铺着中国人自己的黛色筒瓦带雕花瓦当。
它是一幢仿古的别墅，但又不完全仿古。它只有一幢楼，不是一个单一的四角大屋顶，它有一组屋顶，许多个轻快飞翔的檐角。几处屋脊侧面三角形，几处侧脊又是倒钟形，屋脊的曲线向下流动，檐角的弧线朝上扬起。深啡色替换了中国元素里的朱红，连暗红也没有用，它的黛瓦粉墙尤为净素。组合的屋顶之下楼有若干个前后进退的立面，窗户几乎一律采用规矩的西式钢窗和窗台，还安了个bay window。间或某一个狭窄的侧面上开出一扇中式的八角形小窗，分明借了园墙洞窗的意思。它虽然华夏风格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它是幢洋房，象一幢西方建筑师依靠探究画卷里的中国庭院建造出来的想象中的房子，内里完全是西式建筑理念的。
1935年35岁的童寯相信简单将中式大屋顶架在现代建筑上只说明建筑师不知中式建筑的精髓所在。他是满族人，他认为那种架上去的大屋顶象辫子一样累赘多余。借着金城银行给他的机会他用这幢别墅就究竟何为中式建筑的文艺复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童年时我可不会管童寯的作品是什么式样，我只知道它是幢美丽迷人的大房子。它象一件我心爱的玩具，我得一次次地爬上墙头去看它，和它守在一起。
在5号完整的民国故事里它是何人的官邸无足轻重而更有墨色凝重的另一个章节。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总部。拉贝在他的日记里说，“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没有钱逃走。”仿佛《辛德勒名单》里的情节在远东重现，1937年底一个德国纳粹党员为普通百姓打开5号院子的大门，很多人在这里躲过了劫难。
我从一张老照片里第一次看见5号的后院，房子比我童年时从前院看到的宽太多了，估计正对院门的是楼的侧面。拉贝称这幢楼为‘我们的宫殿’，它的确有种宫殿的气势，大草坪上坐着难民。
市政府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有人问为何5号仍然是公房名义下的私人用宅，建议将它开辟成一个纪念馆，毕竟它见证了近代两个历史事件。但那是太细弱的问询，不屑回应，也不期待有回声的。迄今仍旧只有那个外国人向市民打开过院门，唯有一次。
我出国以后第一次进中餐馆是跟了亲戚去的。专挑的一家卖福州菜的馆子，为了吃一道油炸成透明的翡翠菠菜。进门处供着个瓷财神，门上倒贴着一个红福字。当时在国内这个风俗至少还没有流传到江浙一带，我好奇地瞧着那个福字，亲戚解释说倒着贴玩个谐音，福到了，生意人发财最要紧。
晚饭间我不时地远远望一眼倒着的福，它让我记起童年里见过的那个倒写在院墙上的平字。一个求财，另一个革命。
故乡离得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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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院的前半截只剩下一条水泥车道，笔直地通向后院。道的一侧沿着与6号院子分界的墙种着一顺女贞树，道的另一侧院门旁边是从前的门房，尽头是从前的汽车房，正对着院门。
几辆板车将我们劫后的一点东西悄无声息地搬进了杂院，简陋到看不出来我们是被革命的。我的母亲当时是个三十几岁的少妇，她的年纪向邻居们表明我们一家人没有历史问题。
院子中间有一幢两层的西式小楼，加上门房汽车房和后院的两间下房，按户口本计住了八家人。我家的保姆竺阿姨成份最好，她的临时户口挂在我家的户口上，有一份计划供应的粮食，她不算一户。院中套着的小院里有三家人，都是房管所的职工，他们从前的家在农村，进城以后男人工作女人在家烧饭带孩子。他们生很多小孩。
我家住在楼上，母亲吩咐竺阿姨不要让我们下楼和野小孩玩。4-1号的妈妈们也不许她们的小孩进大院。邮递员把4-1号念作四号之一，住四号之一的人和四号院子里的住户撇得很清。竺阿姨颇不以为然，她不让我们到院子外面去，但她绝不阻止小孩子们玩在一起。
女贞树结灰蓝带紫的女贞子，是一味中药。秋天女贞子成熟的时候4-1号院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蜂拥进4号院子采女贞子。他们把女贞子铺在自己的小院空场上晒干了卖给山西路广场边的中药店，我父亲见了就要用《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台词发表他的感慨，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跟着采女贞子的孩子我学会了攀着树爬墙头。院墙的墙面上有两条用一个个凹陷进去的大方格子构成的花纹，上下各一条。踩进下面一条的方格，攀上树杈再把脚尖放在上面一条的格子里，人就安安稳稳地手扶墙头站在墙上。
别的孩子忙着采女贞子，我在墙头上看街对面的5号院子，以后很多时候我一个人趴在墙头上望着那个院子发呆。
5号的院子里有一幢粉墙黛瓦的大房子。
小孩子喜欢一样东西往往莫名其妙的，我就是喜欢那幢明朗雅素的两层楼的洋房，说不清是因为它高低错落的屋顶还是因为它象鸟儿翅膀一样飞起的檐角，或者檐头的雕花瓦当。
从墙头上可以看清楚5号长长的院墙，青砖墙基，粉墙漏窗。5号院墙的墙头覆着黛瓦两坡的墙檐，不似我正趴着的，光秃秃只是墙头。它粉白的壁上写着黑色的大字，打倒王平。打倒二字正写，王字无所谓正反，平字倒书。字面上的王平被打翻在地，平的一竖直指天空象孙悟空变土地庙时用尾巴变成的旗杆戳在那里。
我会爬墙的时候字迹已经开始发旧，我楞楞地望着这个人的名字，不知道他是谁。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何许人也，当下有关5号的资料里也不见提及这个人。5号是个民国时期的院宅，定格在1949年里，现在它只是部队用房。从1949年起它便一向是没有个性特征的部队用房，附近居民只知道里面住着人民子弟兵，是革命告诉我里面曾经住过一个叫王平的人，上将。
哥哥进了小学我单在家里，白天我独自一人趴在墙头上望呆。墙外的马路人行道宽敞，车行道狭窄，不通公共汽车，过了上下班时间几乎没有行人。有人拉板车送货，是出苦力的活，低头拉着车双把在马路边一步一步地走。骑自行车的人撵上来，在板车后面按响几声车铃带来点动静。骑车的人绕过板车，铃声远了车也就远了，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街对面的院子从我们搬来的第一天起就大铁门紧闭不见动静。门偶尔被打开，我从墙头上看见它水泥墁地的前庭，边缘有点弧形的，可以让小汽车滑过停在楼前，让主人在车前寒暄，但是院子里分明没有人住。院里有条鹅卵石铺的小道，缎带似的弯曲交汇过前庭飘向后院。不太记得清楚了，只记得那些鹅卵石是彩色的，拼了图案。大门关上以后就把诱惑关进去了，我还得去爬墙。
我站在墙上看哥哥背着书包走远，他背书包回家。有两三次他上学没有背书包，他把书包藏在盛水果的猫气煞竹篮里。他照常沿着上学的路朝前走，带着小跑，去找一起逃学的同班。
他不能带上我的，我跟在后面他会挥着手撵我回家。我只好爬上墙头看他消失在街角，看总陪着我的大房子，看它长长的院墙。
院墙上有几扇漏窗，其实是边房临街的窗户。回纹样式的棂格窗内另有一层钢窗配磨花玻璃，漏窗的风格但是根本不漏景。边房侧面朝街，一对单檐翘角探出如翚斯飞，屋顶三角形的侧面上有个四瓣花窗。应该也是从前的门房，却更象莫愁湖园里古意盎然的轩，也有点象个亭榭，不在水边在街边。
后来我也上学了，不再成天爬墙，可我还是爱对面的院子。
我在天黑以后去爬墙头，看月色里它飞檐挑起的屋顶，阴影和明亮。房子很久没有人住，瓦垄间生出许多瓦松。根本不懂苍凉也不知孤独的年纪，只是心里寂寂的，忽然觉得好没意思，赶紧滑下墙去。
等我感兴趣为何它是附近唯一的一幢中式洋房的时候我得到一个简单表面的解释。“盖给洋人住的。”“从前谁住在里面呢？”“好像是司徒雷登。”
在广播里，在电影里，我一次又一次听到播音员铿锵的声音，别了，司徒雷登！在学毛选的小组里我听同学模仿着铿锵有力地念，别了，司徒雷登！我恍惚觉得那‘别了’不是向司徒雷登告别，是对5号院里的大房子说的。
我们搬离了4号，但是仍经常路过。下雪的天5号院子的墙头积了薄雪，白雪黑瓦，冬枝凋零。心里有个声音在念，别了，司徒雷登！
在离开中国之前的好些年头我定期地路过那里，因为要去它几个院门之隔的煤气站换煤气包。人行道上杨槐树的新芽绽开，枝桠上点点滴滴染了青苹果绿。树下院墙上的漏窗棂格看着很旧, 骑在自行车上我会在心里和它打个招呼，别了，司徒雷登！
出国后十二年我才第一次回乡。5号院墙上的漏窗更旧了，房子和院墙都被刷成淡黄色，已经不再是我记忆里的黛瓦粉墙。它换过铁门，门顶上竖着倒刺。有一段院墙似乎改过，墙头上插着不规则的玻璃碎片，附近一带用这种方法处理院墙的部队用房我曾见过不止一家。我有点不习惯。
饭局之间的空隙里我无意中在晚报上看到一篇民国建筑的文章报道，发现它竟不是司徒雷登的官邸。一时间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安放脑子里那句诗朗诵般的‘别了，司徒雷登！’
不过差别并不太远，5号是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官邸，他的一个晤谈调停的场所，他在那里会见过周恩来。我竟一直犯着一个错误，一个不失美丽的错误。原本就是一个错误让我与这个院宅相遇的，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我终明白上天的爱怜，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在那样的日子里，把我带到童寯1935年的作品面前，赠我一段留念。
很少有人还记得童寯，八十年代以后很少有人知道童寯，就像很少有人知道吕彦直。人们对梁思成耳熟能详，梁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史学者，还和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有关联。童寯是更纯粹的建筑师，这一点比较一下童和梁的建筑作品表就不难得出结论。只知道梁思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1935年里童寯有两件作品，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总行大楼和南京的金城银行别墅。在民国首都的新区里兴建公馆别墅有个严格的规定，私宅每户面积至多一亩。金城银行别墅不属私宅，占地四亩。它不是为洋人盖的，金城银行是创办于天津的私人银行，当时中国的四大行之一。这位和梁思成先后同窗的海归设计师决定建造一座中国古典风格的别墅，于是我在童年里见到一座有歇山式屋顶的大房子，屋顶上铺着中国人自己的黛色筒瓦带雕花瓦当。
它是一幢仿古的别墅，但又不完全仿古。它只有一幢楼，不是一个单一的四角大屋顶，它有一组屋顶，许多个轻快飞翔的檐角。几处屋脊侧面三角形，几处侧脊又是倒钟形，屋脊的曲线向下流动，檐角的弧线朝上扬起。深啡色替换了中国元素里的朱红，连暗红也没有用，它的黛瓦粉墙尤为净素。组合的屋顶之下楼有若干个前后进退的立面，窗户几乎一律采用规矩的西式钢窗和窗台，还安了个bay window。间或某一个狭窄的侧面上开出一扇中式的八角形小窗，分明借了园墙洞窗的意思。它虽然华夏风格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它是幢洋房，象一幢西方建筑师依靠探究画卷里的中国庭院建造出来的想象中的房子，内里完全是西式建筑理念的。
1935年35岁的童寯相信简单将中式大屋顶架在现代建筑上只说明建筑师不知中式建筑的精髓所在。他是满族人，他认为那种架上去的大屋顶象辫子一样累赘多余。借着金城银行给他的机会他用这幢别墅就究竟何为中式建筑的文艺复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童年时我可不会管童寯的作品是什么式样，我只知道它是幢美丽迷人的大房子。它象一件我心爱的玩具，我得一次次地爬上墙头去看它，和它守在一起。
在5号完整的民国故事里它是何人的官邸无足轻重而更有墨色凝重的另一个章节。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总部。拉贝在他的日记里说，“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没有钱逃走。”仿佛《辛德勒名单》里的情节在远东重现，1937年底一个德国纳粹党员为普通百姓打开5号院子的大门，很多人在这里躲过了劫难。
我从一张老照片里第一次看见5号的后院，房子比我童年时从前院看到的宽太多了，估计正对院门的是楼的侧面。拉贝称这幢楼为‘我们的宫殿’，它的确有种宫殿的气势，大草坪上坐着难民。
市政府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有人问为何5号仍然是公房名义下的私人用宅，建议将它开辟成一个纪念馆，毕竟它见证了近代两个历史事件。但那是太细弱的问询，不屑回应，也不期待有回声的。迄今仍旧只有那个外国人向市民打开过院门，唯有一次。
我出国以后第一次进中餐馆是跟了亲戚去的。专挑的一家卖福州菜的馆子，为了吃一道油炸成透明的翡翠菠菜。进门处供着个瓷财神，门上倒贴着一个红福字。当时在国内这个风俗至少还没有流传到江浙一带，我好奇地瞧着那个福字，亲戚解释说倒着贴玩个谐音，福到了，生意人发财最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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