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作者的尊严被无情、彻底地粉碎了。已失去了一个正常人的感受。读读这几段吧。
“
奥兰多·费吉斯将焦点集中于斯大林时代，它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通过这许多的个人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庞大的苏维埃机器，如何一步步的改造社会、家庭、个人，让人们抛弃所有熟悉的思维与习惯，让原本的多元丰富变得单一匮乏。
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新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去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家庭不在重要了，苏维埃比父母更重要，为了苏维埃，你还可以随时背叛父母。贵族的遗产，资产阶级的商铺，农民的土地，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不再属于个人，它们都被收归国有。国家给你提供一切，从公共宿舍、集体农庄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试图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机器。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这个机器不仅碾平哪怕最轻微的不服从者，也同样令自己身边的革命者葬身。
接下来，苏维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庞大官僚系统维持的系统。它也对个人做出了少许让步，允许你维持一些个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习惯与消费口味，但苏维埃随时有权力干预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党报《女工》这样写道：“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建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
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一个极度虚伪社会的诞生。它在苏联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顶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惧减弱却仍旧普遍存在，人们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义中，这样的社会私欲高涨、犬儒盛行。
不过，你实在不能指责这些普通人。面对如此的恐惧记忆与现实的压迫，倘若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倘若极权主义是建立于个人意义消失之上的，普通个体就要主动忘记构成个人意义的来源——你的家庭传统、你的独立思考、你对未来的想象，你就必须压制这一切。唯有让自己符合党的规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党的路线也是随时变化的，斯大林与列宁不同、赫鲁晓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这剧烈的转变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须既谨慎——严格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紧跟路线，又迟钝——让内心的道德、不安的声音彻底沉睡。当时的流行说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明白”。
但没人能保持绝对的沉默，于是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耳语者”。你或者对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的说出自己的感受，还有人成为了告密者，他们成了某种秘密警察。他们变成了特殊的“苏维埃人”，一种因极权统治而被彻底扭曲的人群。他们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
奥兰多·费吉斯用很多生动的例证来展示这种转变的挣扎。当然，这故事不仅有挣扎，更有主动的合作。主动成为一名合作者与加害者，意味着你更安全，减少了死亡、被羞辱的几率。
”
沉默的记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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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多·费吉斯将焦点集中于斯大林时代，它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通过这许多的个人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庞大的苏维埃机器，如何一步步的改造社会、家庭、个人，让人们抛弃所有熟悉的思维与习惯，让原本的多元丰富变得单一匮乏。
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新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去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家庭不在重要了，苏维埃比父母更重要，为了苏维埃，你还可以随时背叛父母。贵族的遗产，资产阶级的商铺，农民的土地，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不再属于个人，它们都被收归国有。国家给你提供一切，从公共宿舍、集体农庄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试图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机器。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这个机器不仅碾平哪怕最轻微的不服从者，也同样令自己身边的革命者葬身。
接下来，苏维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庞大官僚系统维持的系统。它也对个人做出了少许让步，允许你维持一些个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习惯与消费口味，但苏维埃随时有权力干预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党报《女工》这样写道：“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建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
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一个极度虚伪社会的诞生。它在苏联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顶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惧减弱却仍旧普遍存在，人们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义中，这样的社会私欲高涨、犬儒盛行。
不过，你实在不能指责这些普通人。面对如此的恐惧记忆与现实的压迫，倘若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倘若极权主义是建立于个人意义消失之上的，普通个体就要主动忘记构成个人意义的来源——你的家庭传统、你的独立思考、你对未来的想象，你就必须压制这一切。唯有让自己符合党的规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党的路线也是随时变化的，斯大林与列宁不同、赫鲁晓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这剧烈的转变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须既谨慎——严格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紧跟路线，又迟钝——让内心的道德、不安的声音彻底沉睡。当时的流行说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明白”。
但没人能保持绝对的沉默，于是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耳语者”。你或者对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的说出自己的感受，还有人成为了告密者，他们成了某种秘密警察。他们变成了特殊的“苏维埃人”，一种因极权统治而被彻底扭曲的人群。他们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
奥兰多·费吉斯用很多生动的例证来展示这种转变的挣扎。当然，这故事不仅有挣扎，更有主动的合作。主动成为一名合作者与加害者，意味着你更安全，减少了死亡、被羞辱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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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记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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