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梵: 中国不应忽略革命的存在性--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考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能给与中国当代改革的借鉴并不多， 限于历史的局限性，托克维尔没能清楚地分析出法国大革命的源动力，他甚至站在一个基督教卫道士的立场上，将法国大革命反宗教的核心事实弱化了；

另外，托克维尔以一些史料做为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但零碎的历史片段，牵强地指向他的论点，有失大局观。对今天的阅读者来说，利用这些零散的史料去理 解法国大革命前所潜伏的革命危机，是有难度的。虽然托克维尔的论点有可取性，但就旧制度与革命关系来说，托克维尔的研究和认识远不及马克思来的深刻。

我认为用《旧制 度与大革命》一书来警示当代改革的问题，不会让中国的改革更清醒，《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给与中国改革只能是新思辨的导火索，其导火索的意义大于其实质内 容。

《旧》一书对革命问题做了讨论，可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多是避讳这个问题的，但是革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动力，不论从唯心还是唯物论来说，革命都是永恒的话 题，内在不断革欲望的命，提高个人道德与智慧，外在不断革反人类进步的命，推动社会与物质发展，离开了革命，人类就会倒退。学术界避谈革命问题，说明学术 界的思想不是解放了，而是更僵化了，更圆滑了，这是中国科学理性的倒退。

《旧》一书虽力图站在欧洲历史的大背景下审视问题，但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交代的并不清楚，没有正确理解“启蒙运动”与“圈地运动”给与法国大革命的 源动力，既没有看清“启蒙运动”甚至是更早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给欧洲革命奠定的思想基础，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圈地运动”这场土地革命对封建社会的解构 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所以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狭隘性。

13、14世纪英国开始“圈地运动”，欧洲效仿，大批农奴和农民失去土地，无产者队伍迅速扩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旧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在快速改变，最终形成了尖锐的权利斗争，这是欧洲革命的内因。

资产阶级的原始资本积累是嗜血的，两级分化的急剧扩张，使社会暴力倾向不断积淀，结果这种暴力倾向激变为革命，并产生了“蝴蝶效应”，演变到内战、国战、世界大战，全球动荡了600 年，直到二战后才有所缓和。

所以要对“土地运动”与“土地革命”有清醒的认识，土地所有权的转变，是激化社会矛盾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当前的资本主义改革中，“新 圈地运动”趋势显露，从历史视野来观察，全球存在新的动荡因素，大量农民快速失去土地，工人队伍不断飞速扩张，这会导致全世界的竞争更加激烈，这种激烈程 度是我们今天可以感同身受的，从欧洲旧“圈地运动”到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新圈地运动”，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和轮回，将产生的动荡也是可以预判的，未 来，如何才能把握这种趋势下内部到外部的大平衡，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巨大的考验，这个考验中显然带有“改良”、“改革”、 “革命”等多种选题。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打破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的各种形式，从庄园到家庭，人们赖以生存的稳定因素纷纷解体，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了人员的大量流动，从小农经济到手 工业作坊再到工业化的转变过程中，社会结构与劳动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的稳定单位被撕裂，新的单位在重组过程中不断寻找着平衡，而小农经济到工业 化的转变过程中，农民松散的天性与工人的约束性有着本质的区别，从农业到工业时代的变奏过程中，人的情绪很容易产生压抑、焦灼、不安、自私、痛苦、仇恨等 心理，暴力倾向也应运产生，过去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如今已经被剥夺，当失业或者经济出现危机时，由于生存艰难或无法生存，社会危机 就会产生。由此可见，土地分配与社会保障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也必然与社会稳定存在紧密关系，当土地分配走向极端，革命也就在情理之中。

自17世纪中叶至今，在跨越了300多年的历史之后，资产阶级革命依然在世界蔓延，从苏联到东欧社会主义阵 营的解体，再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资产阶级革命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今天，西方阵营依然坚持不懈地在中东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化资产阶级革命，这使资本 主义制度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基调，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依然是资产阶级长期革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之间也存在着内在联 系，中国没有理由忽略革命的存在性。

就资产阶级革命而言，进步与反动交互前行，首先带给人类的是前所未有的浩劫，例如种族灭绝、内战、奴役化、垄断化、殖民化、世界大战、霸权化等，发展初中 期都表现出了极端的贪婪与残酷性，中国结合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兴资产阶级是存在过度贪婪特征的，要认识到其中潜伏的暴力性、反 动性以及革命性，改革必须要有这种充分的心理准备。

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稳定和完善是二战之后，而真正给这场大革命带来深刻反思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战争的伤痛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快速发展，二战后东西方 阵营的对峙，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反思和完善的周期，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二元对立结构下完善和进步的，如果从体制问题上探讨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与社 会主义制度是一体两面 的，表面上是对立的，而本质上是不可分的，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两种制度内部都存在着革命的基因。

我不止一次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资产阶级革命是有两面性的，当资产阶级过于强调本身利益而走极端化时，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建立，苏联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是由旧俄国和旧中国的资产阶级贪婪特性决定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善。为了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免受社会主义的冲击，西方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弱势阶层做了大幅度的妥协， 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被制约，开始从极端化向温和化转变，这个转变不是自我的觉醒，而是在血的教训面前的被迫觉悟，由此才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开明 的体制，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改良过程。

从社会保障体系来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底色就是社会主义，而中国在结合资本主义改革过程中，恰恰取消了社会主义的底色，这就造成了中国今天的改革越来越 艰难。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其实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体，而中国却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在极力抹掉社会主义底色，这使改革失去了平衡性，正因如 此，中国的改革才被权贵把持，难以前行，这使中国的改革存在向革命摇摆的可能，这是当下要高度警惕的问题。

世间万物是多样性的，这是几十亿年地球进化的结论，没有万物的多样性，就不会有生机勃勃的地球生态环境，人类也无法生存，体制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论是从哲 学辩证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科学发展观点来看，世界都需要多种体制并存与竞争，人类才会不断进步，单一的体制形式是自由吗？各国体制的平行化，会促进人类 发展吗？这是一个需要深刻思辨的哲学问题与社会问题。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就曾做过这样的思考：“为什么全欧洲的制度几乎都相同，它们却到处陷于崩溃 。”今天，当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过于平行化、单一化时，会不会快速崩溃呢？给这个问题做个否定性的回答，显然很不容易。

在全球化的今 天，自由经济理论弥漫着中国，而自由经济的实质依旧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模式正在不断弱化国家的属性，竭力限制政府权利，为国际资本开拓道路，如果资本 真能创造全球一体化、公平化，那将是世界之福，但是资本所依靠最有力的武器是国家机器，这就是资本的悖论。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我们不回避全球化，可以积极 推动全球化，但同时也要为全球化可能引起的暴力畸变做好充分的准备，从内到外都要做好准备，每个未来都是波折的，前路不可能是坦途，革命随时都可能存在。

就改革的理论来说，中国不能脱离实际而偏执于任何一种理论，就自由经济理论来讲，缺点也是颇多的，比如哈耶克的理论体系很难说就是开放的，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因过于理想化而变得封闭，正如他批评的社会主义理念一样，哈耶克自己也走进了理想的乌邦托。

从哲学上来看，凡是封闭的理论都会受到反驳，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也就在情理之中，辩论的过程与市场的实践说明，两种假说有很强的互补性。 所以中国的改革应尊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偏执性和脱离实践的理论难道不也是革命的动力燃料吗？

从自由经济发展来说，发达强国显然具有明显的先手优势，所以弱势的国家会逐渐被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集团所掌控，当美欧遇到发展阻力时，会转而依靠资本最强 大的后盾——国家机器，这是资本的本性，也是竞争的本性，在这个机器主导下与“自由”牵手，暴力就是选项，同样革命也是选项。

自由和民主是好东西，但还要看清悬在这两者之上的“利益之剑”， 这把剑是双刃的，所以自由经济的源动力还是利益与竞争，不是自由和民主，只要是利益主导，世界就必然因利益而分野，从这个根本点上看，未来的世界还是会构成不同的利益联盟，以更好地维护各自的利益。

欧盟就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先觉者，正是预判了自由经济的发展方向，为了便于竞争，欧洲 一些国家主动重组，建立欧共体，随着时间发展，欧盟逐渐强势，这让美国非常担心，为防止欧洲脱美，美国联合英国利用各种手段不断敲打欧盟，力图弱化欧盟； 其实日本问题也是如此，为防止日本脱美入亚，美国不惜借助日本的右翼势力来破坏中日关系，但是从日本右翼的极端性来说，美国是火中取栗，稍有不慎，就可能 鸡飞蛋打，所以美国也经常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先破坏世界各国之间的平衡关系，然后充当调停者来博取利益，在挑起中日互相对峙后，在汇率与国债上，美国在 中日身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将其国际战略思想转化成了实际利益。美国如今依然在全世界推动着资本主义制度，并在推动过程中争取美国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从 国内与国际内外两个环境来分析，革命依然是不可忽略的选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谈到，在社会不断开明、物质不断丰富的前提下， 在法国贵族阶层几乎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大革命突然爆发了，那么今天的中国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有的社会与政治学者以《旧》为引子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大 多知识分子的探讨只流于形式，就像托克维尔无法深刻批判天主教的罪恶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过于屈从于权利与资本，而失去了分辨力，没有“见佛弑佛、见魔 弑魔”的精神，又怎么能谈清中国的改革与革命问题呢？中国的一部分知识份子正走上犬儒之路，他们给中国改革只能带来负面的论证，更无法给予中国新兴资产阶 级以正确的思想指导，甚至会在权利和资本的诱惑下，将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带进血泊之中，这也是中国改革最应警惕的问题。

希望学术界应清醒地认识到法国大革命与中国当代改革的本质区别与相似点，不要误导中国的新阶层，要让新兴阶层能够反哺社会，与弱势群体一起共建进步、和谐、文明的社会，而不是站在某种利益的屋檐下不断释放错误的声音，陷新兴资产阶级于茫然并走向非理性。

当基督教走向政教合一时，欧洲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也就来临了，教皇权与世俗王权的恶斗贯穿了中世纪到启蒙运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在这场争斗中，教士逐渐成为 了欧洲最富有的贵族阶层，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内存多种无法调和的尖锐矛盾，以国王为代表的贵族阶层、最高法院、教会、新兴资产阶级之间互相争权夺 利，在基础群众的身上建立了多重盘剥的机制，其中教会占有大量田产、财富，当时的天主教教士已经成为了第一级贵族，而天主教政教合一的政治倾向，也决定了 天主教长期对民众的压榨，因此天主教的特权最为民众所痛恨，所以在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中，大量的基督教徒脱离了教会，也最终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矛锋直 指天主教，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点睛之处，重中之重，它开启了大革命之门。

托克维尔在讨论法国大革命问题时，极力为天主教开脱，其重要观点有二：一是，认为大革命主要针对政治而不是针对教会，二是基督教在大革命受到冲击后又快速崛起，这一现象证实了他关于法国大革命针对的是政治而不是宗教的判断。

但是他忽视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基督教内部存在改良派与改革派，他们是开明的，基本坚持了正确教义，二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教会财产被没收再分配， 并交出了世俗管理权，教会与教士的特权地位被剥夺，回归到宗教应有的正确位置，这使生产力得到大解放，没有了与民众的利益之争，又回归到正确教义，基督教 才会重振旗鼓。托克维尔对基督教的历史性错误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没有认清基督教与权利的关系，没有认清基督教与生产力的关系，这就让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 命分析的重要性缩水了。

法国大革命与中国当代改革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历史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成份不同，生产力不同。法国大革命远比今天的中国要复杂的多，当时的法 国，国王、一级教士贵族，二级贵族，三级新兴资产阶级，四级城市平民和农民，再加上外部势力等，在社会成分上构成了多重复杂的层次。

法国大革命被资产阶级领导，一是资产阶级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二是一些新兴资产阶级是从平民或农民中走出来的，基本群众还无法认清新兴资产阶级的本质，所以 当新兴资产阶级冲击旧的顽固势力时，城市贫民、农民与新兴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各种问题随之不断爆发出来，革命主导权不断在 各种派系中倒手，例如雅各宾与吉伦特派的争斗，其中还包括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思，存在无产阶级革命特征，例如1792年8月， 巴黎人民再次起义，推翻君主立宪派。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再到旧王权的复辟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交替上演，但革命的果实最终却被拿破仑所占有。拿破 仑军政府占据法国大革命的果实也是革命的特征之一，乱世出强权，在各种利益无法调和与杀伐四起的灾难时期，没有什么比军政更有效和更强势的，所以革命常常 被军政府所替代，这是暴力革命中常见现象。

当前中国与法国大革命前期的区别是，虽然中国目前存在权贵和新兴资本阶层，但是中国内部的社会成份并不复杂，外部势力虽然力图介入，但能量不足以构成在中国革命的源动力，因为外部势力无法与中国的基础群众合流，更无法与人民军队合流。

谁丢掉了大多数，谁就自动走进了人民的包围圈，中国当前的改革就是如此，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权贵与部分新兴资产阶级惶恐的主因，于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摆在了中 国的改革面前：改革与革命。假如中国产生了革命，中国的权贵与新兴资本阶层，不仅不能领导革命，还将会遭受冲击，这是因为中国的弱势群体对权贵与部分新兴 资产阶级有本质上的认识，与法国大革命前法国农民与城市贫民的的认识完全不同，权贵代表不了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新兴阶层代表不了大多数，所以革命主导权在 谁的手中也就不言自明了。

虽然中国的权贵和新兴势力力图用不流血的方式来赢得这场变革的胜利，但是他们的内心却越来越恐慌，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

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是突破层层藩篱，打破旧有的重重利益盘剥，建立新的平衡秩序，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突破国王、教士、贵族等多重藩篱，所以革命一旦起 来，各种势力互相交战，最终资产阶级占了上风。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只有权贵和新兴资产阶级两层藩篱，又以权贵为主，占极少数，中国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向 资本主义改革，旧制度的公平思想犹在，人们对新制度的公平渴望十足，而权贵又依靠腐败收刮民脂民膏，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新兴资产阶级与权贵或多或少地存在 着利益关联，官商勾结是当下民众最痛恨的问题，一旦中国产生革命，完全可以预见民众所针对的方向。

权贵因此是惶恐的，力图加大改革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备新阶层壮大后为权贵们站台，但是本质上的贪婪性决定了他们无法同广大民众共享利益，改革难有 最大公约数，在两级分化日益严重的今天，权贵们不仅不退让，反而想继续吞噬国有资产，所以国企私有化改革被社会所棒喝，以至于利益集团对革命产生了恐慌， 一些富人纷纷加入外籍，转移资产，这反而加重了人们对他们的厌恶，更有甚者，有的与外部势力勾结，出卖国家民族之利益，以换取未来的自身安全，走上了反动 的道路，这更是国人所深恶痛绝的事情，但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

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时至今日并不清醒，其中一部分人因无法同权贵切割而站到大多数的一面，却又想代表大多数人来发言，这些人对中国基础群众的认知偏于幼稚 了，他们对革命的认知也是浅薄的，他们虽然在资本上占有优势，也一时掌控着话语权，但是站在广大弱 势群体的对面，他们才是中国未来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者，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格局，也是未来中国的政治格局，不看清这一点，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

从中国的现实可以看出，未来的改革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民生，分配要走最大公约数，然后再从民生到民权逐步转变，除此之外，改革还有其他可行的方向吗？我看 没有！所以中国新兴阶层要对自己的位置有清醒的认知，过度地占有资源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性，还将带来政治生态的恶性循环，政治生态的恶性循环结果 难道不就是革命吗？革命的主导权会在你们手中吗？如果会，也就无所谓恐惧、脱籍和转移资产了，这些行为已经昭示了未来中国的走向。

中国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可能回避革命的话题，回避这个话题无益于中国的改革和进步，面对革命问题，中国知识阶层与上层建筑，应有智慧有勇气去面 对，谈革命问题不是去激化社会矛盾，而是解刨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将社会矛盾蓄积起来，形成绝对的对立关系，形成堰塞湖，最后泛滥成灾，而是要 积极应对，缓和内部矛盾，扶持公平正义，推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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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同学果真惟恐天朝不乱，难为你了 ：） -走你- ♂ (0 bytes) () 05/19/2014 postreply 09:3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