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国的农民问题

来源: wxcfan123 于 2014-03-20 13:56:07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1301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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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摘自崇新岳"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文革（7）"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4607507&PostID=56157483

毛泽东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最大的难题是农民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发生在美国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规模个人经营的自耕农式小农经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事“工业化”的农业产生；农民也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工人。所以马克思设想在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农民问题。

可是中国完全不同，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是从事小规模个人经营的自耕农，因此怎样农民问题，是中共搞社会主义最大、最棘手的问题。马克思没有想过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一步跨入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对解决农民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理论和设想。这样一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就要靠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理论和设想。

由于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历史上中国农业一直没有出现过集团经营、规模经营的概念。旧社会虽说有些大地主拥有大量土地，但大地主还是把土地分散租给一家一户的农户个人耕种，并不像西方农场主那样搞集约化经营。因此，中国农民历史上就没有“合作经营”的思想，这是在中国搞农业合作化遇到的一个思想概念上的阻力。

长久以来，中国贫苦农民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受到地主的盘剥之苦，所以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1905年，孙中山在创建“同盟会”时，就提出了农民问题。同盟会制定的奋斗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大会，会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且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当时中国的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据当时的国民党农民部估计，地主富农仅占农村人口的15%，却占有多达80%的土地。这种土地不平均现象，引发中国农民的强烈不满，也是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的驱动力。

孙中山虽说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因为当时不少国民党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当然反对触犯他们利益的“平均地权”土地改革。真正在中国开始搞土地改革的，是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时期进行的“土地革命”。1928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明确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农民渴望土地的要求，也激发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全部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平分给广大贫下中农，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后来却有人说：毛泽东依靠农民打江山，上台后又剥夺农民，用户籍制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这种说法真是冤枉了毛泽东。

因为农民无偿分到土地之后，就必须承担种地的义务。这个道理很简单，国家分给你土地之后，你就必须种地，也就是你得到国家分给你的土地之后，你就必须当农民。如果你分到土地不耕种，让土地荒芜，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你分到土地，自己不种，租给别人种，那就和地主一样，是剥削了，也是不行的。所以农民分到土地之后，就必须耕种，也就是必须当农民。

农民白白得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得益”；然而人们在“得益”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就是种地。“耕者有其田”和“强制种地”是相生相成的，这样一来，就必然需要强制性的农业户籍，把农民“绑”在土地上。

当时中国政府按照是否拥有土地，把人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持“农业户口”的人拥有土地，也必须承担种地的义务；“非农业户口”的人不拥有土地，想种地也没有土地可种。直至今日，中国仍保留“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两类户籍。

1951年中国大陆实施“平均地权”的分田到户之后，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起到了促进生产和消灭贫困的作用。然而分田单干的模式，在短时间内效果是比较好的，但它也有很大的缺陷，难于长久地实施。分田单干的模式主要有三个重大缺陷：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不公平。因为分田是按照人口来分的，在当时是公平的，可是长久下去就不公平了。比如甲户有7口人，分得7亩地；乙户有2口人，分得2亩地，这在当时是公平的。可是20年后，由于种种原因，甲户由7口人变成2口人，但他们仍占有7亩地；乙户由2口人变成7口人，但他们也还是只有2亩地。这样一来，甲户2口人种7亩地，变成富农；而乙户7口人种2亩地，就变成了贫农。这是明显的不公平。

怎样改变这种不公平呢？虽说理论上可以采用10年或20年后，根据人口情况重新再分一次地，但实际上实施起来很困难。所以中国目前农村的分田情况，直到现在还是维持1978年时的人口情况分田到户的状态，再没有改动过。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二，是随着人口流动而出现不公平。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肯定要有一些农民进入城市当工人。那么这些农民离开农村之后，他们分得的土地怎么处理呢？第一种是转交给自己的亲戚耕种，这样他们的亲戚就额外得到一份土地，耕地多于其他没有进城的农民，这是不公平；第二种是租给别人耕种，这样就类似于过去地主靠出租土地的使用权，不劳而获，更不公平。

分田单干的缺陷之三，是结构性的贫困。中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2亩左右，按照1亩地收获1000斤粮食，每斤粮食2元计算，那么一个农民靠2亩地种粮食，不管怎么折腾，一年的收获量也就是2000斤粮食，这样他的年收入最多也就是4000元，平均月收只有340元左右，自然是非常贫困的。

有人也许会说：农民可以改种蔬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产品。这对于个别的农户来说，是可以实现的，但对于整体的农民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种菜的农民，他也必须要买粮食吃。如果全国的农民都种菜，没人种粮食，大家去哪里买粮食呢？所以大部分农民必须种粮食，才能保证全国人民有饭吃。

怎样解决上述分田单干的缺陷呢？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集体化。搞集体化之后，分田单干的各种不公平会自然消失，这对于注重“公平”的毛泽东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搞集体化，还可能解决分田单干的结构性贫困。因为搞集体化，可以一部分人种地，另一部分人从事副业或工业。这样农民的收入，就不仅仅是种田的收入，还有从事副业和工业的收入，那么收入就有可能大大增加。

而单干的个体农民，不可能有资本去搞副业和工业，只有集体化才可能集资去搞副业和工业。因此，单干的农民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种地，当然这是不可能致富的；另一条是出卖劳动力，进城打工，这成为单干农民致富的唯一出路。

不过进城打工，也有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老弱病残的劳动力不值钱，只有青壮劳动力才能到城里找到工作。青壮劳动力进城打工，留下老弱病残在农村种地，势必影响农业生产。

第二个问题是新中国建立的体制，是建立在工人在城市做工，农民在农村种地的“工农分工”前提下，城市的各种体制都是按照“工农分工”的原则设计的。农民进城打工，就打破了“工农分工”的布局，出现一种新职业“农民工”。“农民工”到底属于农民，还是工人？身份说不清楚。

过去城市的各种制度，都是为纯粹的工人设计的，这些身份不明的“农民工”进城后，当然无法得到纯粹工人的待遇，无法得到所谓的“市民权”，这势必让进城的农民工感到自己受到歧视。因此，有人提议：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平等地进城来工作。

这种想法或许是好意，但是把事实完全搞错了。事实上，农业户口不是歧视农民，反而是起到保护农民的作用。其实最反对取消农业户口的，不是别人，正是农民本身。

有些人对此不解，因为他们听到一些住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对农业户籍制非常不满，就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农民都希望取消农业户口。其实住在城市生活的农民，毕竟是少数，他们代表不了大多数在农村生活的农民。

在城市生活的农民，都是农民的佼佼者，所以才能在城市里找到像样的工作，能在城里定居下去，甚至发家致富。这些佼佼者农民，在城市里生活得很好，所以他们希望长久在城市里生活下去，自然抱怨他们不能与城市的市民“平等”，因此呼吁取消户籍制度。

在毛泽东时代，政府保证市民有工作、有住房等，所以人们都想当市民。现在政府已经不再保证市民的工作，不再保证市民的住房，所以市民权的意义就小得多了。一个市民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话，还不如农民，因为农民毕竟还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市民则什么都没有。

对于大部分不是那么佼佼的农民来说，他们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给他们一个平等的市民权，也是废纸一张。因为大部分不太佼佼的农民，无法在城市里定居下去，顶多是趁年轻力壮的时候，在城里干苦力挣点钱，一旦年老力衰，或者得病，就不会有人再雇他们，他们只好回到农村去。现在他们有农业户口，有土地，打工不行还可以回去种地。如果取消农业户口，取消他们的土地，这些人就连退路也没有了。

因此，对于大部分不太佼佼的农民来说，给他们一个市民户口，而不保证他有工作，还不如农民户口。因为农业户口与土地是挂钩的，每一个农业户口，都分有一份土地的使用权，这份土地上的物产都归农业户口者个人所有。而非农业户口就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当然也得不到土地上的物产，收入只有靠自己的劳动力。

如果取消户籍制，取消农业户口，都改成非农业户口，就等于取消了农民们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全部收回国家，农民变成没有土地使用权的农业工人。这样一来，农民们当然不会答应，他们宁愿要农业户口。因为农业户口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种生活的保障。如果要取消农业户口，就要保证农民有工作，否则大部分农民是不会赞成取消农业户口的。

现在的农民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遗产，要想解决的话，难度是极大的。至今为止，中国政府想了很多对策来解决农民问题，也确实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今年的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这说明“三农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依然面临着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的局面。

其实“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模式，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矛盾，这就是所谓的“农业现代化”问题。毛泽东曾提出用“集体化”的方式来解决“农业现代化”的思路，但毛泽东之后，这种思路不太被看好；另一种“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是美国式的把农业“工业化”，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但这种思路实施起来，难度也极大。

美国式模式，必须取消目前的农业户口，取消每个农民都有的一份土地使用权。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不妨假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农业公司，向1000个农民租用土地使用权，租得1000亩土地。该农业公司雇用农业工人，在这1000亩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现代化耕种。但等到收获之后，该农业公司就要向那1000个农民缴纳“地租”，因为农民是不可能让你无偿使用他的土地。农业公司要向1000个“地主”交租，它就必须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才有可能获利；种植经济价值较低的粮食，是不可能获利的。

现在少数地方在给予农民一定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征用农民的土地，租给农业公司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获得了成功。但这种模式无法在全国推广，因为全国大部分地方必须种粮食，才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可能全国都种经济作物。

这样一来，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美国模式种粮食，就必须改变目前的农业户籍制度。而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取消农业户口，依旧希望拥有土地，这就使问题变得很难解决。

还有一种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这个难度也极大。如果把现在农民耕种的土地“赠送”给农民，实施完全私有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那么首先遇到的大问题是土地的价值不平等，在大城市附近的1亩地，可以卖几百万元；在边远山区的1亩地，1万元也卖不到。这样大城市附近的农民得到1亩地，就等于得到几百万元；边远山区的农民得到1亩地，还不到1万元，这样的差距也大了。

另外，农村的土地搞私有化，城市的土地是不是也要私有化？农民得到一份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就等于得到一大笔财富。如果城市的土地不实施私有化，市民们什么也得不到，肯定反对的呼声极大；如果城市也搞私有化，怎么搞？北京市每个市民分到几平方米的土地？这些都是极大的难题。因此，土地完全私有化模式，也是很难实施的。

当初中共设置“农业户口”的初衷，绝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为了剥夺农民”、“把农民绑在土地上”，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因为“耕者有其田”本来是农民的愿望，所以才成为政治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从1905年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奋斗目标，到1951年中国大陆实现“平均地权”这个奋斗目标，看上去是“胜利”了，但结果又产生出人们当初没有预想到的新问题。这再次应验了毛泽东的口头禅：“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