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广州：民间执法街头吊死
“劳改犯打死活该”
2011年，北京一家杂志刊一小文首次透露“文革”时期广州打“劳改犯”事件：“进入1967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广州城因此陷入混乱。1967年，武斗风炽烈，广州的红卫兵小报说，“……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500多人走掉400多，最权威的是《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清末，广州市区的街巷是有栅栏的，点一盏火水灯，打更人彻夜唱更。如今大敌当前，也开始建造街巷栅栏。有人记述，有些街道联防为对付红卫兵及小偷，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闻讯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造成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惊逃，还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起或痛打。各街道新设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但不是劳改犯呢，照打！许多死者就是广州居民
有心人从1995年开始调查，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杀害的人，文章这样记述死者家属的控诉——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19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谁也没料到，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辩，何况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亲回来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个人是不用负责的，死人之多难以计数。北京杀害第一个50多岁的老师卞仲耘后，附近的大兴县对所谓“牛鬼蛇神”是“横扫”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岁，有22户被杀绝。
广州培英中学高中老师余柏茂，回忆起另一个事实，“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19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这一天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发现这段路有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仅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过珠江大桥以后的远郊，竟然都有不少尸体，着实令人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到底有没有劳改犯逃脱这回事，谁也没有得到结论。但是，从人们的回忆看出，许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广州居民。当年市人委的一个普通干部，在讲述12日白天发生的事之前，又讲了夜间的见闻：“……我们市人委宿舍当时也组织起来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两点到四点的班，听说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楼的下台干部，原来管公安的副市长孙乐宜，过来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劳动布裤子，光上身。孙把尸体翻过来，看见这人双手是被铐上的，他很有经验，只说了一句：‘手铐都生锈了。’他不敢明说，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人不可能是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后来四点钟我交班以后，听说又打死一个，是戴脚镣的。整晚一共打死三个。”
有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劳改犯期间，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务要过河南找一个人。经过中央公园旁边，吉祥路和连新路交接处，见一堆人中间围住一个相貌怪怪的畸形人 ———怎么怪法？这么多年，也记不清了，也许是大脑壳、罗圈腿之类发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顺眼，给人感觉不像‘好人’。听周围的人说，此人昨晚手抓一支发动汽车用的铁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来晃去，旁若无人，结果被居民当坏人扭送到街道居委会来了。居委会讯问之后，通过电话找到他一个姐姐，她虽然承认有这弟弟，但同时也表示与他已经没有关系，不愿领人。居委会的人还好，留他在居委会过了一夜。下午回来又经过这里，畸形人已经被人吊死在连新路口的大榕树上了。”
那些年头，人们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据说广州城内德政路被杀的人多。从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饭店门口板凳上自斟自饮功夫茶的老板娘。老板娘指着四五十步远的十字路口说：“在那里吊死三四个。因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么人。”一宗“悬案”
一位女士说，“我丈夫当时在广州市第二搬运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时，见到居委会的房子前面有几个街坊议论纷纷。原来里面关了一个昨夜捉到的‘劳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锁的铁闸门里有一个脸色铁青的人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缚，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对着外面围观的人叩头如捣蒜，满脸都是唾沫，操着北方口音嘴里不断喃喃着，看样子是饿坏了或是吓坏了。我丈夫从他语不成句断断续续所讲的话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条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来广东打工的农民，原带有生产队开的证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毁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时，见到此人已被吊死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多时了。因为他当时是搬运工人，去的地方多，见到被打杀的‘劳改犯’也更多。从来不跟我讲，一方面是心里害怕；另一方面也担心我会害怕。”
广州群众虽然也拥护搞联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残酷，如此般野蛮。好好的一个人，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立刻就会有一帮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铁管甚至用枪去消灭他。
广州“文革”研究专家叶先生多次访问过当时“红警司”政委黄意坚，他说事发后曾组织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得出180多和190多这两个接近之数，应该比较有参考价值。
如今此事已经过去45年了，成为“文革”悬案。 （据《羊城晚报》张志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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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年代的回忆____广州联防之二
那是一个太特殊的时期，时值广州、广东地区文革二派争相抢夺解放军和公安、武装部枪械弹药的时间，守卫珠江大桥的解放军只配带匕首，手拿毛主席语录站岗。那时公安系统基本瘫痪，街道上完全见不到警察，也见不到解放军的日子。广州的民众一下子盛传劳改场没有人管理，广东最大的英德劳改场劳改犯集体出逃、茶头劳改场劳改犯集体出逃等等可怕讯息。
全城的街头菜市场一过中午就关市，所有商店下午二时前已经关门停止营业，工厂和机构的人一到下午都开始赶着离开急促回家。下午三时过后，广州马路上已经人迹稀少，没人再敢到马路去游逛。这个时间也开始没有人敢上街道上串门了，全躲避在家里防范坏人侵犯，全市民众完全处在惊恐万状的自卫气氛中。马路上所有公共汽车、江中渡轮也停驶了，偶然见到有汽车开过，也多是有武装的红卫兵和工人汽车，也只有参加运动的二派人员有胆量集体性带备武器出外活动。
全城各个居民区在马路上的大街小巷出入口都安装了闸门，组织了“联防”。泮塘的所有各出入口的铁闸中午过后开始有十多二十个青壮年头带藤帽，手拿钢钎( 磨尖了的水喉铁管，约有人高。)、木棍、大刀守卫在闸门内，对进入的人用眼神去审定是否泮塘本地居民。三四时开始关闸，没到天黑已经锁闸，说也奇怪，过万居民的区域，那些天没听说过锁闸后求情叫开闸的事情。
在1967年8月12日(据广州文革资料记载的日期)，突然一夜之间整个广州市区域内不少马路上的电灯柱、电线杆、大树上吊着一具具所谓“劳改犯”的尸体。没有人说得清楚真是劳改犯吗？什么原因被打死？什么人打死？更没有人说得清楚那么高怎样吊上去？为什么全城会同一天晚上发生？全城到处被吊着的二三百具尸体没人处理，任凭吊着 ( 这些问题至今是广州市文革时期的历史之迷！)。令民众感到恐惧和心惊肉跳，到处流传着腥风血雨的故事，市民间更是一片恐慌万状……
我一直在学校和同学们在一起很少回家，家人的担心无法管束了我一遍参加运动的红心壮志。偶然回家，却亲历了那惊天动地的“联防”之夜：
印象中天仍未黑，泮塘内的大街小巷内都有一队队、一群群的青壮年头带藤帽，手拿钢钎、木棍、大刀不停的来回巡逻，吩咐各家做好防卫，煞有介事的进行群众联合防卫。我不知道是居委会组织呢，还是农民们自发组织的，但所知当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参与了联防。我只好奇，也藐视这些乌合之众。天刚黑，耳根不时传来远方各大小不同的一片片锣声，也押杂着宣闹的叫喊声、恐惧的冲杀声，严如处在声嘶力竭的生死搏斗恐怖环境之中。我家住在二楼，泮塘整片区域当时只有三间屋有二楼，也令我好奇的好几次跑上天台看看在那里发生整遍的锣喧声……
天全黑下来没多久，突然，家周围到处一遍震耳欲聋的敲打锣声，老人、小孩、妇女全都爬上自家屋顶、屋脊上惊慌失措的用木棍敲打着手中铜等金属洗面盆、铁磁洗手盆之类可以发响的盆盆罐罐等金属家庭用品，家家如是！拼命地在屋脊上敲打起来, 整个泮塘一时间乒乒砰砰响成一片，所有人边敲打边喊：“劳改犯喱啦！劳改犯喱啦！打劳改犯啊！打劳改犯啊！”金属声、惊惶的叫喊声响彻云霄……
我的家人也惊惶失措拿上洗面盆等物上天台，也跟着敲打，也跟着叫，惊慌得我叫喊不要跟随着别人做也无法入耳。附近一遍惊慌失措的叫喊声、敲锣声、敲打金属声轰轰烈烈的响遍整个泮塘！街头巷尾都是拿着刀棍钢钎的惊愕青年，一群一群、一队一队的冲向泮塘在荔湾湖公园的出口。刹那间的惊天动地，人们的惊惶与慌乱、哀叫混成一片……
约半个小时，这吵闹才慢慢停止，但远处仍然响着一遍遍哀鸣的锣喧声，久历不息。过不了多久，又再度发生，周围的民众又再全力以赴敲打和叫喊。三几次后，疲于奔命的民众也筋疲力尽再度的锣喧声也越来越小，在大街小巷中奔波的青年联防队员也越来越少。我也被这吵吵嚷嚷翻来覆去地折腾了大半夜，弄得至近天亮才得安眠。
总觉得全泮塘人都是惊弓之鸟，在自己吓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