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的师生南下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几个月后战局吃紧,国民政府不得不催促再度南迁,所有师生分海陆两路进入云南。
此次浩荡的南征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这所由三家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大学组成的高等学府1938年4月2日于昆明迅速建立起来。
昆明多雨。周锦荪回忆,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丁当作响,教授讲课便要提高嗓门。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时,因雨声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陈教授无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此段趣事在联大广为流传,并笑称“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各吃一餐。很多学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饿,甚至没力气去上头两堂课。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到米饭。但因政府供给的是劣质米,米饭里沙石、老鼠屎、糠屑很多,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
云南人爱喝茶,茶馆遍布街头巷尾。“泡茶馆”也成了一些西南联大学生每天必做的功课。
学生“泡茶馆”缘于无奈。周锦荪说,在西南联大,每个班没有固定教室,而且只有椅子,没有桌子,根本无法摊开书本写字。而宿舍里,阴暗潮湿,同样没有书桌,学校里唯一可以提供上自习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而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200人的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为学校最热闹的事情。后来,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吃完晚饭并不去排队抢占座位,而是带着书本三五一群,不紧不慢地溜达出了学校。周锦荪跟踪了一次,才发现了秘密:原来他们是到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学习。
“买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只要5分钱,而且有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着位子坐一个晚上,读书写字十分清静。”周锦荪说,当时校园内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去茶馆还可顺带解决口渴问题。茶馆的老板见到联大的学生都很头疼,他们知道,这些学生不到茶馆关门是不会主动走的,但大部分老板都很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茶馆甚至还针对学生,专门提供了“喝白开水只收费3分”的服务。
说来不信,大家现在所知道的朱自清、闻一多等名人,当时在联大当教授,生活极端贫困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当时国民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极速飞涨。与卢沟桥事变之前相比,联大教授的月薪增长了六七倍,但物价却上涨了405倍。教授靠那些微薄的月薪根本难以维持一家生计。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筹措口粮。在社会科学系任教的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吴大猷教授则去菜市场捡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治病。联大外语系学生贺祥麟目睹了一件让他震撼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去当时昆明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闲逛时,居然见到了他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首席教授拿着师母的游泳衣在街头吆喝贩卖。
在西南联大流传着一个笑话: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
尽管贫困潦倒,联大的教授却从没有为金钱而污染为师的风范。周锦荪回忆,当时昆明城中有位附庸风雅的商人,辗转请朱自清为自己作一篇寿序,好向亲友炫耀,润笔费高达三千,当时朱先生冬天时连棉袍子都做不起一件,但仍婉言谢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