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中国变成红色中国,竹幕降临”之前,谭恩美的妈妈登上最后从上海开往旧金山的船只中的一艘。她妈妈在旧金山和丈夫团聚,然后夫妇俩搬到了奥克兰,几年后她出生了。
谭恩美小时候对中国的了解也仅止于“美国人混杂的成见”,认为她的一些家人比较幸运,能够逃出来,而其他亲戚就没那么幸运。有很多年,她的想法都是围绕着这种区分展开的,直到她对自己家庭和父母逃离的那个国家的了解增多之后,这些想法才被打破。
问:你对中国最早的看法是什么?
答: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那时候我认为中国是个人人都想逃离的监狱。我父母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在1949年之前离开。其他亲戚就没那么幸运,去了福尔摩沙——那时候我们是这么称呼台湾的。他们给我们写信,说他们工作很辛苦,缺乏像样的食物、卫生设施和衣服。照片上的他们看起来境遇很不好,日子过得很艰难。我们跟中国的通信完全断了,对于那些音信全无的亲戚,我们只能祈祷。如果说那时候美国是天堂,那福尔摩沙就是地狱边境,中国就是地狱。
你去中国之前与那些亲戚有什么联系吗?
我16岁那年,爸爸去世,之后妈妈告诉我她在遇见爸爸之前曾在上海嫁给另一个男人。我几乎不能理解这个惊人的消息,这时她补充说她在中国还有三个女儿。她没有解释为什么她们在中国而她在加利福尼亚州。多年后她只说她之前的丈夫是个坏人。如果我逼问她,她会说我不能理解是因为我是美国人。我似乎无法理解她人生的悲剧,这令她特别悲痛,比如她妈妈在她9岁时自杀了,留下她一个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
她给我看她们的照片。二女儿金豆(音译)很美丽。她长得像我妈妈。她也符合我童年时对农民的模式化想象。她带着圆锥形的帽子,穿着农民的衣服,站在稻田边。那本可能是我的生活。
后来,中国不再是无形的监狱。我想象着自己生活在那里,戴着圆锥形的帽子,在深夜给妈妈写信,我的汉字写得很漂亮,跟我新发现的姐姐们写的一样。“我每天都盼着你回来,”金豆曾写信这样跟她说,“你要是回来了,我就能重获幸福了。”
她回去了吗?
是的,1979年,在分别30年之后,妈妈回去看望她的三个女儿。金豆住在一个全是稻农的村子里。她嫁给了一个赤脚医生,他们和几个同志在一个棚屋里用简朴的饭菜招待我妈妈。棚屋的墙上糊着报纸御寒。
你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
1987年,我和妈妈、丈夫一起去的。我们下了飞机,走进一个涂成牙膏绿色的机场。我本以为自己会融入人群。但实际上,我被当地人围住了,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毫不掩饰地议论我紫色的奇装异服。
现在我差不多每年去一次。我去过的最耀眼、最现代化的机场在中国。我住过的最酷、最高科技的酒店在中国。我去过的装修最独特的美发店在中国。我忍受过的最严重的污染在中国。我经常回去。那里不再是每个人都想逃离的地方。实际上,普遍的情况是中国学生去美国读书,然后回国开公司,赚大钱。
你对中国的态度改变了吗?
我不再把中国看做一个负担和还人情债的地方,而是看做孕育我家不可思议的历史的起源之地。我曾经和金豆坐很长时间的渡船去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的住宅,我妈妈和金豆都是在那里长大的。我听她讲在稻田里干活的故事,她戴着锥形帽,一边跳舞、喊叫,一边把蚂蝗从小腿上扯下来。最后她跟我讲了妈妈离去后她的遭遇,讲了她爸爸的小老婆怎么虐待她。金豆给我讲述过去的经历时,挥舞着胳膊,拍打着胸膛,看起来我们像在激烈地争执着什么。
谭恩美同母异父的姐姐、一直生活在中国的金豆。
“那是不对的,”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她的意思是继母不该那样对待她,她的爸爸不该那样对待我们的妈妈,我妈妈不该抛弃三个女儿去找自己的情人,然后嫁给那个情人,和他生三个孩子——其中有个女儿正坐在她旁边,听她哭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