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艺成为大众”与当代建构
当海水被核子污染了，人类对货架上的海产犹豫不决，而文化可以不予理会。污染大海的清澈是可以想象的。现实世界的被“文化”，就如自然世界的“雾靂”化。“视觉若昏花，光亮黑暗了，它的边际可以何等的大？
无论用视觉说话，还是用文字说话，对于社会现实，想在文化中寻找“答案”像是一种误导。现代文化是由语言和影像完成的主体意识。语言是编码，图像是符号，它们被编制在主体的程序里。在“文化”的结构中，社会就如游戏之所。所有的“无中生有”或“绝地逢生”是“程序”的应对。而其中的“语无伦次”或“不知所以”，是“文化”在变乱的口音。所谓“法制”是程序的“无所怜恤”，所谓“和谐”是遵循“程序”的按部就班。罪之所以为罪，是因为程序的意志。而理性的“价值”可以至高无上把人封死在 “程序”的节奏里。
文化乐意黑与白的颠倒？当世界仅仅是作为一种虚构而存在，作为社会个体如何才能不迷失自身？所谓“出轨”，是因为它越过了文化的“温柔封锁”，还是因为其不知死活的“程序逾越”？人类如果不能还原自身的“言语”，就无法回答问题。
“认识你自己”，是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智识”如何经验那种能为自身所接受的东西？无论是儒家的“心性”，还是道家的“求道”，其实都是探讨“自身”的命题。
马克思说：“现实中的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的一系列语词高频率出现在人文领域：个体的、群体的、自我的，被标示为国家的、种族的、性别的、文化的不同身份，与传统、女权、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纠缠在一起，但被抹去的恰恰是“社会阶级”认同。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当代思想理论“拒绝大叙述”，“否定整体观”的潮流，都是以“阶级”与“社会”的退隐为前提。想想在荒野里的牛群，所谓的弱势总是与群体形影相随。“集体社群意识”是弱势群体的自然天性，但现代文化建构的个人主义原则在人类的视野中清除了集体概念。在日益升高的社会两极化趋势中，现代体系下最不可化约的差异他者，反而在当代思想理论中被稀释，或是被视为一种幽灵，冠以“庸俗”而被拒绝承认。
社会刻意在掩饰的，恰恰是最值得探讨的，就是尼采也不得不承认，只要是面向大众的，就是一种“末人”选择，而这其实是谎言，让民众信仰的“真理”都不过是哲人“权力意志”的创造。列奥·施特劳斯（Strauss）说，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将“谎言”设定为真理，而在背后隐含的恰恰是对等级秩序的捍卫。那些看来是大众的、生命的、微观的、形式的、身体的、自由的、个人主义的“真理”，所隐含的恰恰是资本主体的“建构”过程。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配套”建构以共同维持统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观察框架。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和西方之间真正的差异已不是文化，而是大众所面对的政体。在社会的“智识”层面，“学而优则仕”与“贾而优则仕”是中西体制曾经的差异。中国的“智识”群体历来更接近“权力”，中国文人自鸣清高的“雅俗之辨”明言了“智识”阶层与大众主动隔离的精英化传统，就是国务院在展现的也是《顶层设计》。就其在名谓上的“唯恐不上”而言，会让人想到西方三千文人的“启蒙”事业。“智识”阶层总是有意无意的以“上层”自居，文化精英对于大众，历来就是俯视，或是“视而不见”。无论是西方的“启蒙”精神，还是东方的文化传承，其知识话语中的“美学思辨” 从来都是只有精英，没有大众。
清末废除科举，终结了中国“智识”阶层的“士大夫”之路；而近代中国的“大众革命”则彻底的让“文人”成为了大众。“智识成为大众”作为一种当代现象，在中国始于半个世纪之前。如此超前的“非历史”运动，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是“早来的不幸”。这也就可以理解，中国文人在回望“民国风范”时的垂涎三尺，或为尚未实现的“布尔乔亚”作痛心疾首，而文革的遭遇对当代文人来说，更是刻骨铭心的苦大仇深。这也就可以解释，在共和国的后30年历史中，中国文人从大众群体中“破茧而出”，在“革大众命”的历史运动中如何的“冲锋陷阵”。也许，智识觉悟到了“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文人向往的仍然是社会的“金字塔之顶”。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资本对“智识”并不存在特殊的怜悯。“大众革命”在中国的成功，“智识成为大众”是其大众主体建构的“先锋性”。而新中国后30年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回归，“智识成为大众”是文化臣服于资本的“当代性”。随着“文化产业化”的尘埃落定，“智识成为大众”重新占有了社会建构的普遍性意义。新中国前后30年的社会异动，对于大众来说是“主体性易位”；而对于“智识”来说，无论是“大众革命”的顺势而为，还是“资本霸权”的逆势而动，“智识的劳动化”和“劳动的普遍化” 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殊途同归。“非历史”被激化为历史，“智识成为大众”作为“当代性”特征，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智识”因为“弱势”而成为大众，其表达的是在资本迫力下，“智识”的生存状态，它让“精英”意识在“智识”的视野里渐行渐远。当越来越多的“智识”离开了“启蒙”的台阶，让双脚落在大地上行走。当“智识”的目光从俯视转而为平视，“智识”也就回归了自身的位置。“智识”在思想上的解放，当大众的“悟道”打破了现代阐释系统的“封锁线”，直入了“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民智就进入了广阔的领域。
早起的飞鸟在弥漫的晨雾中，从情境到心境，可以平淡的不痛不痒。鸟儿活着，可以只是为了飞翔；而人活着，不在于“仰望星空”；大海的实在，是在于大海的本身。如果视土地是文化，土地就不再有收获。文化不是为了虚拟之后的“意象”，而是要揣摩所有虚拟之后的真实。对于现实的当下，文化是在于参与游戏的喧哗，还是宁愿在海浪的深处沉默？文化可以述说自己，也能容纳现实。就像不同色块的补充，文化要表述世界，就不会在意“怎么说”，而是“说出了什么”，是“如何的说出了最想要说的秘密”。“不得不说，却不想照着说”是大众的性格。
“智识悟道”，不是目的，它只是起点。“大众文艺”的真正含义，是艺术作为大众的表达、启智、普及和觉解，而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对“大众”的迎合。文艺比它在第一时间所“再现”的要复杂，它代表了一种能描述现实，愿望，结构化和抽象思想的驱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文艺作为一种当代大众的集体认知途径，在为“大众”共同目标的形成创建基础。
相对于社会的虚拟性，“大众”是一个实在的领域；相对于“上层”的封闭性，“大众”是一个开放的层面。多样的、流动的、从事着物质和知识生产的当代大众，是穷人、边缘人、是智识的人，情感的人，也是与资本相对的所有人。毛泽东是在文艺中看到了大众，倡导的是文艺对“大众苦难”的觉悟，让艺术直面大众“两手空空，在黑暗中行走的事实”，让文艺去体会“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人间苦人多”的大众悲喜。“延安文艺”的价值是在于它的社会性和“现实性”探索，它所表达的是“当下”、“大众”和“底层”。“底层”的大众成为文艺主体，在整个世界文艺史上绝无仅有，它既不同于传统，也独立于任何文艺思潮。这也就是“延安文艺”所具有的“当代性”和它的“非历史”生命力。
“大众文艺”并不是已过去的历史，“大众”的到来是一种当代现实。2001年，24名玛雅原住民萨帕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领袖，徒手走出了6万政府军的包围圈，来自意大利的志愿者身着白衣以“白猿”充当人盾，行程万里，途经无数乡村城市，一场场连演的超级盛会，所到之处倾城空巷，萨帕塔之旅的追随者抵达墨西哥城时已达25万之众。马科斯（Marcos）在索卡洛中央广场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土地之色的人们》，加拿大作家克莱恩（Klein）形容说：“那更像是一位在世界上最大诗歌节上吟诵的行吟诗人。” 如喷泉般奔涌的优美诗行震惊了世界，这不仅是一个运动，还是一个在大溃败之后重新集聚的反抗，是先锋艺术家所醉心的传奇，其本身就是一个聚集了所有元素的超级当代艺术。
无论是墨西哥原住民运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印度贱民运动、还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草根运动，参与的都是“边缘的大众”。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也造就了举世最庞大的“劳动”人口，这也是中国社会最稳固的普遍性建构。中国的“大众”制作了世界上最大的“利润蛋糕”，他们的劳动就不仅仅是为了一点“剩余”，他们必然的将承担创建新世界的重任。大众在相当程度上将面对“形象塑造”的挑战。“大众”是可塑性的主体，这种自我塑造就是大众文化。“文化”被形式观念所侵蚀，或是被资本市场所虏获，并不意味着大众主体形象的“塑造”过程就此消失。诚如拉宾诺（Rabinow）所说：“文化层出不穷的‘新异性’导致了我们在文化上无所对策的窘境”，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背景与“陈旧性”遭到遮掩，这才是其中的真正脉络。主体是可塑的，所需要的只是表达“本来的”自身。
文化就是大众，是从大众文化的外在出发，进入到大众的内心，再返回自身的循环。文化在大众的空间里说话，当代文化要演绎一种新的社会叙事，最自由、最丰富地表达大众的诉求，并创造出新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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