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成为大众与当代意识
文艺被“物化”的时代也是文艺作为“劳动”的时代。资本对文化的霸权，让“文艺成为大众”是当代概念。
一· 文化如何成为了大众
“文化产业化”在中国的尘埃落定，其中的“历史性奥秘”在于它直接地奠定了“智识劳动化”的普遍性建构。如果说劳动力成为商品，人的“物化”过程体现了现代性，劳动跨越到文化层面，“智识成为大众”则是当代特征。根据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层次，财富的生产将与社会的智识发生关联。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扩展的高智识人群加速了这种关联的实现，这个趋势被称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一般智力”概念意味着“劳动阶级”成为了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就如毛泽东试图将新中国的政治主体从产业工人扩展到其它劳动人口，“新劳动阶级”是指全球化时代与资本相对的所有人。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是源于资本消除地域界限的全球化“欲望”，全球化导致了劳动形式和无产阶级的普遍化，由生产和创造性群体复合的当代“大众”共同构成了劳动者的主体。文化就是大众的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就是大众。
“智识劳动”模糊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在传统意义上的界限，这也意味着劳动进一步的抽象化和社会化。情感和智力“劳动”首先产生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使生产和社会生活在交往中一体化。生产和生活在劳动上的统一，它的人类学意义是替代了“物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在美学上的意义则是“论证了创造力怎样成为一种社会过程”。
文化作为劳动力商品在社会中流通，“美”就不一定存在于“劳动”的对象中，它一定也展现在“活的劳动”中。对象的创造为“文艺”，对象的价值称之为“美”。在当代，“文艺”与“美”的关系如何？文化是在劳动中发现了美，那么文化又是什么？
当文化被利润渗透，人类的生活似乎是自然的、具体的，而其实却是在制作的、或是被策划的。当文化因为“物化”而变得抽象时，文化可能的意义又是什么？资本对劳动的霸权让“文化成为大众”。在“文化杠杆”的一端是大众，那么在另一端呢？是“文化工业”的罐头，是资本利润的道具，是社会主体的喉舌，是挤兑出一些思想乳汁的“有意义生活”？还是在于展现“当下”大众的愿望、需求和权利呢？所有这些，是当代文化的形态，或也是当代文化的问题。
当文化成为一种被驯化的技艺，就如劳动无法被政治化，文化同样历史性地被贬为在策划中的“生产”，这样的文化就不再是一个能再现社会真实的空间，而只是一种抽象的物存在。以此，现代主义的“形式—观念革命”，文化在寻找形式的狂热中放弃了内容。
世界提供给文化的是真实，而文化中的真实已不复存在。文化“再现”的已不是人类的视觉，在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文艺变得越来越抽象，文化对于社会，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万花筒，文化只认识变形的、由人类行为延伸过的“现实”，而真正的人类生活已不知去向。
文化失去了作为真实的参照价值，人类就只能从人类自身行为的角度来思考，即从劳动的观点来认识现实，以此，文化经验就必定与一种劳动的模式相关。
当文化只是作为模仿式的“生产”，文化就成了商品世界的一部分，当“市场价值”被当作“文化价值”来判断，文化的价值是在于他的“物性”。资本市场对文化“价值”的支配，同时也决定了文化的美学选择。就如经济学在资本体制中所扮演的角色，现代文化所再现的并不是生产关系中“劳动”与资本的相对性，而是恰恰相反，文化对于资本意志的顺从，是因为“文化”所能体现的价值是在于被主体所承认。
就市场逻辑来说，文人的劳动只是一种交换，是利润产生的环节。如果资本模式不再能给文化提供一种“外在”的话，文化就只能从“内在”去把握。文化从关注现实走向关注精神，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性”，也是它无可避免的宿命。当“精神”有了“文化工业”的新形式，它已不在乎形象，而只在乎资本对社会的精神统治，用马尔库塞（Marcuse）的话来说：“是把人的意识与无意识都控制起来。”事实就是如此，文化精神仰仗理性而成长，最后求助的是非理性主义。文化脱离了社会关系，而被要求承担起某种“精神性的秩序化力量”，当代文化要回归“意义”，然而，就如丹托（Danto）试图在“第三领域”搭建的美学，以“思想”的品味标准，以“精神性”的取向来界定的当代社会的人与事，让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一种似曾谋面的不合时宜。
十七世纪的笛卡儿（Descartes）强调由心灵“看”符号，“再现”不再以视觉为依据，而是由感觉来代表，这是文化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化。康德（Kant）说：“想象力能创造出第二自然。”文化从作为反映现实的镜子，转而反映人作为思维主体的内省。黑格尔（Hegel）进了一步：具象是精神的载体，文化是观念的表现，精神要摆脱物质的依赖而获得最终解放。对于尼采（Nietzsche）的主体意识来说，“再现”根本就是“如何产生”，而不是“像什么”的问题。
人类被导向的思想，归因于头颅的崇高。“精神”就是尼采眼里的“伊卡洛斯飞行”（Icarian flight）。就如我们所知道的，伊卡洛斯不听其父的劝告，执意地试图去触摸太阳，最后，他烧毁了自身。是“伊卡洛斯飞行”的悲剧概念，让一种规定的价值观在现实中被神圣化，同时让真实的世界消失的无影无踪。那些在奉行劝告的（伊卡洛斯的）父亲们，一直在象征秩序中作为主体在发挥主导。在拉康所锁定的镜像中，笛卡尔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劝告者。他让“大气和光在一种纯度里搅拌，并骄傲的挑起思想。人类因而恢复了宁静，并宣扬着自己所掌握的永恒真理。”以此，历史的钟摆可以静止，有关现实的意识也应该“终结”，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只是“思想”的跳动。
“不在形而在意的美”究竟是怎样与人类发生关系？
对近代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历史变迁，有多少置若罔闻的文化鸵鸟，那些死死抱住胡适先生大腿的“民国范儿”掌握的是永恒的真理，而思想范围就是一个埋在土里的疙瘩，在那里，血流成河的大众革命似乎抵不过一个文人的纵身一跳。
真理是物性的，还是抽象的？无法想象一种楼阁能脱离地面而存在，文化的内容可以被“思想”抹去，或是被精神的“意向”掏空，但文化一定存在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文化是因为社会的存在而存在，而不是因为思想而存在。文化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文化与“当下”时代政治的谋合。文化也不是一种能脱离社会，任由精神来界定的“决定主义”（decisionism）。
历史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时势永远比人强。在今天，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比任何时代都更为深刻与广阔，两者间的相对是无可逃遁的结构性存在。人们有理由怀疑、质疑有关文化的，乃至社会的说教，也有理由确立个人的，社会的，乃至文化的价值。文化正是在与大众的“共鸣”中获得了美，这种美是在于文化作为劳动的大众，以自身的存在，以自身的利益表达自身，这样的美就不再是“想象中的行动”，而是变成了“行动中的想象”。
大众意识到了自身利益，文化也就找到了自己。文化就不再是一种用于“政治美学”的涂涂改改，文化从“大众”中感觉到自己，从而进一步的认识了世界。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从这纷杂的世界中建立起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文化就不仅仅是文化，而是文化对当下社会真实认知、表达、反思或是干预。它为当代文化寻求判断原则，它要确立的，既不是形式的，也不是观念的文化，而是作为价值判断的、真实的当代文化。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