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票证那些事儿

来源: FarewellDonkey18 于 2014-01-08 12:35:21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6749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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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中的票证现象，现在网上只许当笑话讲。如果你想当作历史事件客观分析，就非常有可能被扣上帽子说是怀恋那个时代或梦想回到那个时代。所以这个题目我一直不敢碰。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是个宏观经济问题，虽然我们在论坛上都是业余玩票的，但还是很多网友要求比较高，确实是要凭数据说话。在海外没有统计资料，网上搜索到的都太粗略。但是既有人总是拿这个出来煽情，那就说说怎么看这个问题吧。毕竟我对八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统计数据还是有些印象，因为当年毕业论文做得就是统计数据研究。具体数据交给有资料和有搜索能力的同学们做吧。

票证是个物资短缺的标志。但不是国民经济崩溃的标志。尽管票证使用时间比文革时间长得多，但党中央希望我们把这个现象看作只是文革现象。而党中央希望全国人民相信文革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除了这些票证党中央没有其他更好的东西来证明这一的论点。因为文革十年国民经济发展不错，十年平均增长率在6%以上。那么什么造成了物资短缺呢？要从三个方面看：人口，产出，和分配。这三个方面，不仅要总量变化，更要看结构变化。

首先给大家一个人口印象。1926年中国有4亿9千万人；1947年只有4亿6千万，二十年没有增长。1957年有6亿6千万，十年增长了42%。1977年有大约8亿，二十年又增长了22%，仍然很快，但是已经减慢了。再后来计划生育还是见效，更慢了。

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生产不增加，人均产品占有量从47年到60年，大概会减少一半。但是新中国生产增长很快，人均产品占有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都增加了。除了有一两年的人均粮食少于四十年代末丰收年的水平。其余年份都远是高于49年以前的。而且中国的副食品产量，如猪羊鱼等，人均产量更是比49年以前翻番。而这个时期中国的总耕地和草原面积基本没有增加，人均耕地和草场的面积更是迅速下降的。中国和美国加拿大巴西还不同，中国的耕地在宋代都已经基本开发光了，到明代更是地力基本耗光。在这么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下，保持基本供应都是了不起的成就。更不用说还是增长了。

为什么人均水平增长，却反而短缺了？这说明由于分配制度的改变，需求增加了，更多的人加入了更多商品的消费者群体。49年以前，谁认为拉黄包车的和码头上扛麻包的，有什么吃肉不吃肉问题？现在所有人都加入了消费大军，同样的产量甚至更多的量，都不够了。以前谁操心有人专吃米有人总吃糠？现在平均了，都想吃米，就得大家都吃点康。票证大致分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从工业品就更可以看出这一点。像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等的产量，到70年代都比49年50年增加了几十倍到几百倍，为什么以前不用票现在必须用票？只有一个解释，需求增加，购买力增加了。

有人问为什么人口增加最快的五十年代票证很少，到了七十年代却登峰造极了？除了上面说的需求结构变化，原来没有消费力的人群，逐渐加入进来。还要看人口结构的变化。人不是一生下来就要骑自行车戴手表的。人的消费需求是随着年龄变化的。最大的婴儿潮是在五十年代。但是到了七十年代，这些婴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们要新房子，结婚要三转一响，要穿更时髦的衣服。由于来势过于集中，当然加重了短缺。这些人长大了，有了收入，既增加了消费压力，也让他们的父母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余钱消费。

更要命的是这些婴儿潮的一代的就业问题。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资源越来越像生产资料的生产倾斜，只得放慢了生活资料生产。加剧了消费产品的短缺。中国的农业由于耕地已经用尽，工业化是解决人口就业的唯一出路。而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从建国到文革期间的工厂、矿山，以及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港口建设，都没有放慢。即使这样，还是来不及应付婴儿潮一代的长大。所以毛泽东把这批人中的一部分，都赶到农村去了，只当权宜之计。所以，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大都是不得已。像是计划生育、上山下乡、剪刀差、大三线建设等，都在这个变化结构中。

邓小平一帮人，很清楚他们继承了文革期间中国人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全部好处，比如那些工厂矿山油田港口，农田水利，大化肥石化项目，杂交水稻科研成果，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但是为了否定文革，把所有的成果都用一句“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抹杀了。这样也可以把经济在这个基础上起飞的前人功劳，全部揽为己有。

但是在票证问题上，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和党中央难得保持了真心一致。除了他们有共同的敌人“文化大革命”外，分配制度是关键。中共其实是一向特别优待知识分子的，分配上一直照顾。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成为国家干部享受公费医疗，第一年能拿到四十多元，而工人要工作多少年达到几级工才能拿到这个水平？第二年转正又加十元，工人又要多少年？但是，票证制度，让价值分配和产品分配相分离。知识分子工资比别的市民高，却和别人一样，每个月几两油一斤肉，造成有钱买不到东西。当然骂娘。如果一家人从来没有钱买肉，他们会抱怨只给一斤肉票吗？同时，票证供应把知识分子从高收入中得来的一点优越感，抵消了不少。当然不满。当年猪肉7毛钱一斤。如果放开供应的话猪肉会涨到了2元一斤，工人都吃不起了，知识分子们不会有意见。但是如果猪肉还是7毛一斤，让知识分子们到买不起肉的工人家庭去花三毛钱买一斤肉票，这样他们实际可以花1元一斤买肉，他们一定会骂娘。

高收入的人当然反感票证，希望按市场经济来，让有钱的人随便吃肉，没钱的人自然不吃，你给他们票证干吗？中国士大夫发明了一句名言：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想要理解其实是有前提的，就是这个“均”是要分阶级的。农民只和农民均，士大夫和士大夫均，宰相和宰相均，尚书和尚书均。。。让智识阶层去和草民均是不能容忍的。

其实收入不均，只平均票证，有些人有票却没钱买，有意义吗？实际上是有意义的，因为票证有“价值”。有票的商品和不要票的或者是黑市的商品有价格差。有人上网秀那些“三市寸”布票和“一钱油”等票证，嘲笑或者质疑有没有具体用处。其实这些正体现一种平均主义。倒卖票证一直存在。很多人收购一寸的布票，积少成多买布。而有布票却没钱买布的人，可以将三寸布票卖几分钱，可以买一块蛋糕吃或者付半斤米钱。他（她）同样从这个分配制度中得到了应有的一份。当然这种交易时地下并且大部分时间是以票易票或以物易票进行的。

有一阵子经济学界认为是要开放价格，让市场来调节，就一切迎刃而解了。现在这么认为的已经越来越少了。任何经济，要想增加产出，都要增加投入，并需要时间调整结构。计划经济一样能这样做到，中国从建国以来包括文革期间，一直是高积累高投入的，但是无奈一直到八十年代都人口增长太快。同时，很多基础投入的效果要在以后逐年体现出来。这些前人的努力，随着文革被一起妖魔化了。

计划经济会让价格失真，但是市场经济的价格，一样是“失真”的。牛奶可以卖到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下，名牌皮包可以卖到生产成本的一百倍以上。但市场仍然认为这些价格是“真”的，只因为它们来自市场。格里高利在他的经济学教材一开始就讲了个故事：说是当年莫斯科歌剧院建成，为了让普通工人也能欣赏歌剧，就把票价定得极低。结果公开场合这些票都不见了，只有那些有权和有关系的人才能搞到。这个故事是想说人为控制价格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故事的前提就是，如果让市场来定票价，工人是买不起的。同样看不了歌剧。要是把公平放在第一位，有比发票证更好的办法？现在美国很多城市，也有让本地居民免费或低价享用公共设施或场所一次或多次的政策，这也是一种票证。

票证只是个历史事件，它在特殊的时期需要。但是，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用的。八十年代还有彩电票，一张能卖几百元。这彩电是什么必需品？我们祖祖辈辈都不看彩电，不也活过来还进化了？现在你也可以发彩电票，但是一分钱也不值了，说明不需要了。

有人喜欢民国范儿。回忆说，当时什么票都不要。我父亲的朋友都是大学教授，家家有厨子车夫花匠。我们家对下人特别善良，老妈子吃的都比乡下地主好，旧衣服穿不完。。。。。。这个故事信息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