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与“大时代”
最近，围绕电影《小时代》褒贬不一，争论得很热闹。赶巧，看到了著名文艺评论家肖鹰的一篇评论，产生了共鸣，引起了兴趣。特别是他文章最后指出了“治标”与“治本”的问题：“批评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是治标之举；要治本，必须反思大时代对青年作者成长的文化导向之误”，更是抓住了郭敬明文化现象的要害。
的确，没有三十来年市场经济疯狂发展的这个“大时代”，哪会有郭敬明等人的“小时代”？这说明，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仍是颠覆不破的真理。但遗憾的是，肖鹰写出一句“要治本，必须反思大时代对青年作者成长的文化导向之误”，便戛然而止。至于如何反思，就交给读者自己去想了。
于是，我就想了，觉得仅仅反思一下恐怕没大用。在号称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时代”里，在承载着国家、民族未来的青年人里面，出现郭敬明这样的现象，八成也不仅仅是“文化导向”问题。追问一句，这个大时代为何会有如此这般的文化导向呢？
这里我不能与肖鹰苟同的，是他“小时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时代、大世界、大格局”的观点。追根溯源，其实正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给“小时代的郭敬明”提供了足以让其成长甚至“膨胀”的土壤、空气和阳光。什么山上开什么花，什么树上结什么果，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所以，应该公允地说，不是什么郭敬明的“小时代”遮蔽了“大时代”，而恰恰是“大时代”蕴育和培植了郭敬明的“小时代”。
评论中披露了郭敬明在抄袭行为被法院认定官司败诉的背景下，“由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和一位活跃批评家兼北大教授联名推荐”，被中国作协隆重邀请为会员，肖鹰认为这是“伴随着市场追捧”的情况下，“文学界的权威力量对郭敬明不负责任的追捧”。
可是，放开眼界看一看，这在中国文坛是罕见的个例吗？这值得大惊小怪吗？须知，文学“大家”、“前辈”王蒙先生，早在20年前就以《躲避崇高》(1993年第一期《读书》杂志)的“雄文”吹响了特色时代“玩文学”的集结号，在他自己经历了从革命——严肃——崇高到中庸——宽容乃至令人惊诧的犬儒思想演变之后，怎能不赞赏和举荐郭敬明这样“新时代”的后起之秀呢？
更何况，文学艺术的发展从90年代起，就已经把革命、严肃、崇高通过去政治化、去社会化而逐渐地被边缘化、废弃化了。反之，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早已成为如今“大时代”文化意识形态汹涌澎湃的主潮。仅以今年的暑假档期为例，不仅有电影院线火爆的《小时代》力压“群雄”创造了票房奇迹，而且还有青春偶像电视剧《爱情公寓》风靡各大卫视频道，把放暑假的青少年吸引在电视机前哈哈大笑，由此创下了收视率的新高。
那么，在“欲望放纵的消费主义和抵制教育的反智主义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合流”(肖鹰语)铁律下，你让广大的青少年看什么、喜欢什么呢？你又让在商业大潮中求生存和发展的80后郭敬明们何去何从？整个社会都利欲熏心、物欲横流，他在电影《小时代》里宣扬的拜金主义、炫富、自恋等等不正是对当下社会的如实反映吗？
再说了，著名大作家莫言在被西方意识形态权威机构青睐，“荣获”诺贝尔奖之前，不是由于出版《生死疲劳》等恶毒调侃历次革命运动，极力丑化共产党的领导，文字粗俗，格调低下，而早就在文坛上大红大紫，并且已经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了吗？更何况，他在获得诺奖之后，不是还得到了李长春代表我党中央的贺电吗？
莫言被“不负责任的追捧”在先，郭敬明被“不负责任的追捧”在后，难道光批评和苛求这位“年轻才俊”“技艺低劣、思想丑陋”等等，不是罔顾社会现实而有失公道吗？
郭敬明作为特色社会“大时代”里诞生成长的文学青年，他的价值观与特色社会浑然天成，才是他鹤立鸡群，取得如此成功的诀窍。他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也必然会“放纵消费主义和抵制教育的反智主义”，进而得到文化消费市场和很多青少年观众的认同，否者他就不会以《小时代》系列称雄影坛。今年三月底，我被女儿硬拉去看叫座不叫好的《泰囧》，就亲眼目睹同一档期的《秋瑾》，还有雷锋的两部影片完全被冷落在一旁，很少有人问津，十分鲜明地佐证了多年来“躲避崇高”的社会效果，把不知趣的“主旋律”作品边缘化的真实状况。
现在特别吊诡的是，明明是蛮荒的田地理应疯长野草、荆棘，却偏偏有人疾呼必须要长出乔木和鲜花。甚至有人明明知道荒野不能长乔木和鲜花，他其实也不喜欢乔木和鲜花，却偏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悲天悯人，愤世嫉俗，频频出来大事说教，以此证明他公知的良心和对社会的责任。岂不知，正如鲁迅所说，“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
至于肖鹰的评论文章，写得很好，颇有见地，由于是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对要害问题点到为止，也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还是对他这篇评论给以充分的肯定。
附转帖
电影《小时代》背后的大时代
2013-07-25 11:41 《东方早报》 肖鹰
在这个夏季，由青年作家郭敬明执导、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毫无悬念地火了。在这部电影引起的诸多争论中，有一篇题为《小时代和大时代》的文章预警式地批评说：“今天，充斥耳目的如果都是《小时代》们，或者因为票房有利可图，就无条件地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现，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小时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时代、大世界、大格局，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资本运作或许成功了，但是一个时代的人文建设和传播却失控了。”
对上述批评，郭敬明在媒体公开以“它能激起讨论的欲望，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来回应。这就是说，一些主流媒体郑重其事、苦口婆心的批评，在善于营销的郭敬明那里，都化成了求之不得的“激起讨论的欲望”的“很了不起的事”。
的确如一些媒体所批评的，电影《小时代》的问题，是突出而严重的。
在《小时代》中，四位女大学生出身殊异，却都以时尚杂志为“人生导师”，追求名牌时装，爱恋强势帅气的男性。《小时代》让这四位女生表达这样一个共同幻想：做女人的最高梦想就是依身于一位集权势、财富和帅气为一身的“成功男人”。电影男主角、时尚杂志《ME》的主编宫洺，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男人。宫洺的首次出场是：他从豪车出来，用标准男模特的身材，秀出的是仿佛执掌秘密财富帝国的黑帮首领的气势，在他不可一世的身影背后，是前往求职的林萧为这个成功男人的“魅力”所彻底震慑的身姿。
因为崇拜时尚杂志《ME》，更因为被宫洺的“强势男性魅力”震服，成功求得主编周末女助理职位的林萧，为赢得这位男老板的认可，以甘受奴役的姿态倾心伺候这位以洁癖和怪戾向雇员炫示权力的老板。在林萧身上，导演让观众看到的是女性在权力和财富面前根本的卑贱，这种卑贱并没有因为美丽而改变，相反女性的美丽是被当作奴役的内容附属在女性身体上的。
郭敬明向媒体表示，从中学时代拼力争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开始，他就不仅抱有“出人头地”的梦想，而且非常早熟地对文学写作具有明确的商业眼光。
作为一个自觉而精明于商业写作的“早熟作家”，郭敬明的写作，自始至今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过度仿袭;其二，物质崇拜;其三，病态自恋。在电影《小时代》中，这三点被集中表现出来了。电影中，那个可以在“一棵树都不能移动的中心建立一座玻璃私人楼房”的《ME》杂志主编宫洺和气质非男非女、行为诡异的专栏作家周崇光，实际二位一体地表现着“郭敬明式的拜物和自恋”。
郭敬明本人也公开承认他的拜物和自恋，而且强调这是他写作和事业成功的主动力。电影《小时代》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正在应试助理的林萧，因陡然见到霸气凌人的年轻老板宫洺再次出现在眼前，外加高跟鞋不适，仓惶摔倒在地，这位在电影中被塑造为神一样的成功男人用君主看奴婢一样的眼神睇视趴在地上的林萧，然后以雄视天下的姿态昂然而去。这就是郭敬明塑造的成功男人形象。
从一个追求出人头地的文学少年，成长为一个“做大了”的文学出版商，郭敬明的视野为什么没有与他的名气和财富一起增长？
郭敬明不仅过早地被书商定型打造为“青春文学”畅销书作家，他自己也全身心投入文学消费市场的写作。而且，伴随市场追捧的，是文学界的权威力量对郭敬明不负责任的追捧。2006年5月，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抄袭成立，郭敬明和出版社须向被侵权作者赔偿20万元并公开道歉。但是，在郭敬明坚持“只赔偿，不道歉”的背景下，2007年9月，由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和一位活跃批评家兼北大教授联名推荐，他被中国作协隆重邀请为会员。
郭敬明今天能成为一个市场的“消费符号”，以他的“小时代”遮蔽“大时代”，显而易见，是由于一个缺少文学理想坚守和写作品质甄别的文坛，首先打造了这个“文学奇才”，而当下的国内文化消费市场则无度放大了这个“文学奇才”，使之成为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青春消费符号”。准确讲，是欲望放纵的消费主义和抵制教育的反智主义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合流，打造了郭敬明式的“超级消费符号”，同时也赋予它对道义价值的“免疫力”和对文化批评的抗拒力。
今天，面对一切批评都被其当做营销“正能量”的“郭敬明”，应当反思的是，我们的大时代中究竟为什么会有“小时代的郭敬明”成长的土壤。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社会，《小时代》这样的电影出现，是自然的，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是鼓励欲望、鼓励幻想，并以之为发展动力的。我们现在面对的真正问题是，《小时代》为什么并不“小”，而是无限膨胀，乃至于主流媒体发出担忧“小时代遮蔽大时代”的呼声。面对郭敬明的《小时代》，真正要检讨的是，一个明摆着技艺低劣、思想丑陋的电影，为什么在这个大时代爆发出漫天“火花”。 批评郭敬明的电影《小时代》是治标之举;要治本，必须反思大时代对青年作者成长的文化导向之误。(作者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