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氏 之 死
刘燕舞
作者简介：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幕启
华北C村，长城脚下。
从北京永定门汽车站出发，每天中午时分，有一趟车，约4小时可直达C村所在县城，到时，暮色已降。从县城出发再到C村，已是第二天中午。
2011年4月初，咋暖还寒。我来到C村，开始我驻村一月有余的调查。
侯千两，C村一位老年男子，2010年喝农药自杀死亡，时年76岁。
侯氏之死，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近4年来，我在中国十余省市农村累计驻村调查近400天，接触和了解到太多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侯千两是他们的一个缩影。
中国农村的老人正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道路，或许，这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他们的自杀，似乎总是在必然的偶然中发生。
如果我们将视线定格在C村以外的整个中国，一些权威数据表明，自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尽管中国农村的妇女自杀率已经显著下降，然而，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却一路飙升。
根据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的数据测算，费立鹏等人2002年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披露，从1995年至1999年间，中国农村老年人年均自杀率高达82.8/100000。
此后十余年，保守估计，上述这一数字至少翻番。
我曾通过驻村调查方式，收集到了湖北、河南、河北等三省20个村庄的数据。自1980年至2009年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均粗自杀率”[①]为253.55/100000，其中，1980年代为60.85/100000，1990年代为192.70/100000，2000年以来为507.10/100000。
对于侯氏之死，C村的村民既矛盾，又恐惧。
他们时而想不清楚，侯千两为什么会走到喝农药这一步，时而又能想清楚，除了选择这种方式以外，侯还能如何残喘度日？
“这将是未来的‘世道’。”他们说。
他们恐惧有朝一日，亦会步侯氏后尘。
承秦高速，侯氏之死的最后稻草
一条承秦高速通过C村。
就在我调查期间，机器仍在刺耳轰鸣，道路两旁时常扬起运输车所卷起的粉尘，高速公路的施工正在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
同样紧张而有条不紊的是，C村的村民正在大张旗鼓地拆旧建新，一栋栋漂亮的楼房拔地而起，这些钱，大部分来自承秦高速占地所给予的补偿款。
侯千两运气很好。承秦高速经过C村时，除了占其耕地，还占其林地，就连一块承受破旧老屋的宅基地亦被占了。
很多村民对此煞是艳羡。
耕地、林地与青苗一共补偿7万元，房屋与宅基地一共补偿9万元。
还没来得及兑现9万元的房屋与宅基地补偿，侯千两便因六个儿子围绕已兑现的7万元款子的分配纠纷而自杀身亡。
侯20多年前丧偶，未再婚，他一人独自抚养六儿两女成人直至成家立业。他的死，在C村轰动一时，人们茶余饭后，将之作为谈资，并悟出如今社会“多子多灾”的所谓道理。
在喝药身亡前，侯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体弱多病，形同枯槁，生活亦几乎无法自理。尽管，他与第六个儿子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并未能得到老六多少照顾，相反，在分灶吃饭的晚年生涯中，父子俩经常龃龉不断。
补偿款到村后，由乡村两级干部组织在村委会统一发放。侯千两的儿子——老六——在领取自己的一份时，亦代替侯千两领走了属于候的一份。村干部当时估计可能不妥，但考虑到这笔钱毕竟不是小数目，谅老六应不敢独吞。
然而，老六拿到钱后，在其妻的怂恿下，决定完全据为己有。其理由是，其父与自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要承担侯的养老任务。
侯千两自己不同意老六的做法和说法，他想将钱拿出一部分均匀地分配给六个儿子，女儿因为不承担养老任务，则不参与分配，剩下的一部分则自己留着，自己养老。因为此前的一系列事实，让他对依靠儿子养老没有任何信心。
与此同时，除到其他家族做了上门女婿的老大没主动出来要这笔钱外，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等四个儿子坚决要求平分，并将矛头全部指向侯千两，认为其偏袒老六。
在与众儿子们尤其是老六多次交涉未果后，侯千两喝农药自杀死亡。
赡养纠纷，伏笔早已埋下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一家之长，侯千两没有任何权威。显然，在与儿子们的交涉中，他始终处于下风，来回奔走，十分无奈又无力。
如果时间倒回去60年甚至更长，老年人一般能掌握财产的生产与分配，且一系列宗法制度文化保障了他们的权威。同样的故事，如果发生在60多年前，侯的儿子——老六——早就被拖到祠堂施以肉体暴力以示惩戒了。
大约1949年以后，国家权力向农村强力渗透扩张，农村得到了剧烈的改造。作为封建糟粕的宗法制度文化及其形态表征——祠堂——等，一并被扫入了历史的坟墓，甚至，一些祖坟，亦在增加耕地的经济实用主义和唯物的无神论逻辑的保驾护航下，得以被推平。
失却宗族保护的老人，并未在短时期内出现任何问题。在医疗与养老等方面，国家或集体承接了很大一部分，尽管是低水平的，但总比没有强。
1980年前后，新传统解体。当时的侯千两并不会遭遇他当下所遭遇的问题。在年富力强的岁月中，侯起早摸黑，既当爹又当妈，不断地凭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市场中换取货币，以完成子女的教读婚娶等人生任务。
待八个子女全部拾掇妥当，他亦油尽灯枯。
然而，子女们却均不愿意养老，亦不愿意承担其医疗费用。作为女儿，她们在地方文化的界定中，没有养老的义务。但六个儿子则根据各自的立场做出自己的抉择。大儿子认为自己早年便入赘走了，没有得到侯千两任何家产，因而没有养老义务，老四直到50多岁才结婚，认为自己家庭困难，不足以承担养老任务，老二和老三则指出，老五和老六两个最小，得到侯千两的东西也最多，因此，应该他们承担，老五和老六却认为，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作为哥哥，不带好头，作为弟弟，他们更没有义务。
时间，倒回到2008年，也即候千两自杀死亡的两年前。
当时侯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炎。手术后，不仅未愈，反而更加严重。就在那一年，侯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生存与生活均成为严重问题。
他想从儿子那里要粮食，但要不到。他想儿子们负担其生活起居，但没人愿意。他想儿子们分摊医药费用，但没人拿出来。
与儿子们多次交涉无效后，侯找村干部调解，但依然无效，又找乡镇干部调解，仍然无效。乡镇干部建议其走法律渠道，村里亦为此开具了证明，于是，候便将老二、老三、老五和老六等四个儿子告上法庭。
法院判决生效后的头两个月，儿子们按照法定要求履行了义务，但随后不了了之，法院也没有下来检查或监督，侯千两再次陷入困境。
因为离水源地远，最困难的时候，侯千两连水都喝不上。他与老六住在同一个院子，而老六则买了潜水泵从水源地抽水到自己的水缸里。他要借用老六的潜水泵抽水，老六不同意。有一次，他实在渴得不行，于是，就到老六水缸里舀水喝，但被老六阻止。侯千两一气之下，拿石头将老六的水缸砸了，老六以牙还牙，将侯千两的空水缸也砸了。无奈之下，侯只好雇人挑水，但总不及时。
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无论疾病，还是养老，如果国家或集体不承担任何责任时，他们在失去劳动能力后只能依靠子女。不过，依靠子女养老所需要的老人权威，因过去的农村社会变革，早已从文化上连根拔掉。
支撑子女承担养老义务的伦理亦日渐式微。
在市场理性面前，孝道只是个好听的音符。中国的传统伦理，强调养儿防老天经地义，这在以前也没遭遇过什么问题。当市场理性成为农民的思维方式后，一些年轻人反问，“养儿防老是不错，但问题是，你把我养好了吗？你没养好我，害得我现在这么苦，负担这么重，我还能管你？”
更深刻的变化还在于，一些中青年妇女表示，赡养公公公婆婆仅是法律规定，而不是他们应尽的伦理义务，其理由是，“他们又不是我亲生父母，没生我，没养我，凭什么要我来养？我只对亲生父母有这个义务。”
法理却又力所不逮，侯的遭遇正是如此。
空间转换至江汉平原。
我调查时，一些妇女在老人的疾病治疗与自杀之间算账。她们举例说，如果老人六十岁，疾病治疗需要花3万块，假若老人治好后，能活十年，每年能为家庭创收3000元，她们会考虑选择为老人治疗，如果每年创收低于3000元，又或者，治好后只能活一两年，那么，她们会考虑让老人放弃治疗。
如此，老人实际上只能独自面对市场。悖论在于，如果能够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货币，从而维持自己的生存与生活，那么，客观上，他们就能够自养。然而，他们恰恰是市场中失去劳动能力的弱者，油尽灯枯之时，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以拿来在市场上交换。
自杀前夕，到处求助未果
侯千两一直在挣扎。
承秦高速的补偿款下来后，对于候来说，似乎看到了一线活下去的曙光。
然而，老六代领并据此占为己有的插曲，再次将其往死亡之路上推了一把。
即使如此，他仍未轻言放弃。
候千两找到主要村干部反映情况。基于对此前诸种情况的了解，村干部知道即使去调解，作用也未必会有，但还是去做了个姿态。结果当然在意料之中，几个儿子面对村干部的劝说，针插不入，水泼不进。
对于村级组织而言，除了磨嘴皮子，他们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在7万块钱面前，他们再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只能是软绵绵的。
候找到与自己平时合得来的老头何银。何银说，侯家几个儿子的工作他做不了，他只能保证，如果什么时候候千两饿了，想要吃饭了，或想喝酒了，就可以上他家，作为老朋友，他只能帮这点忙。侯在何银家吃了中饭，喝了酒，酒足饭饱后，躺在何银的炕上哭了好一会儿才走。
就在自杀前的晚上，候千两又找到一名小学老师陈启。出于人道主义，陈启动了恻隐之心，留候在家里吃完晚饭，并答应帮忙试试。送走泪眼摩挲的侯千两，陈启主动将老六叫到自己家里喝酒，并劝说他好好养老，至于承秦高速那笔钱，陈答应帮忙去做其他几个兄弟的工作。老六也表示，只要其他几个兄弟不要那笔钱，他答应好好养老。
老六亦诉说了侯千两的一些所谓不是，比如，他举例说，年轻时，侯千两从外面买回一些糖糕就躲着他们只顾自己吃，而不分给他们做儿子的吃。他直接批判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只顾自己，而不管他们。
自杀死后
侯千两在向陈启求助的第二天早上便自杀死亡。
据老六的妻子说，她一上午都没看到老头从房间出来，于是就叫孩子去看看他爷爷，结果，孩子推开门后便发现，侯已经死亡，桌上还有半瓶没喝完的农药。
何银听到消息后，亦去看了现场。他发现侯千两饭桌上放着三根油条，两个糖糕，其中一个糖糕还咬了一口，一瓶没喝完的农药亦摆在桌上，侯嘴里吐着白沫子，房间里弥漫着刺鼻的农药臭味。
何推测，糖糕只咬一口又放在桌上，肯定是侯心里难受吃不下。
侯死后，他的那些儿子，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愧疚感。在整个做丧事的过程中，他们六兄弟在公开场合，没有一个掉过一滴眼泪。
吊诡的是，此时的老五，却跳出来要报案。其理由是：他爹可能死于他杀。他推测应是老六两口子动手杀死的，目的就是想谋财害命。
旁边众多亲朋将老五准备拨打电话报案的手机抢了过来，认为都是亲兄弟，不要如此生分，毕竟老人已经死了，姑且不论老人是如何死的，就算死于他杀，难道真的要将活着的亲弟弟送入监狱？
老六的儿子亦跪在老五面前，要求他五爹看在他做侄子的面子上放过他爹，并表示自己推门进去看时，确实能证明其爷爷死于喝农药。
众亲朋之所以做老五的工作，并不是他们真的对老六有好感。他们推测老五并不是真的对父亲的死表示伤心，其实质还是想将老六拿走的那7万块修高速的补偿款分走一部分。
就在丧事刚结束时，村民正在忙于闲谈，但侯千两剩下的2.4亩地则被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各自急不可耐地抢种瓜分了。
承秦高速在C村的通过，让他们明白了土地的重要性。
兜里还揣着侯千两7万块补偿款的老六及其妻子，亦跳出来准备抢种，并与另外五兄弟再次发生纠纷。另外五位见状则扬言，如果老六两口子有本事就去报案，刚好可以趁此将老头子的死拿出来说道说道。老六两口子只好作罢。
侯的自杀，对C村的老人冲击最大，他们甚为惶恐，担心哪一天他们也会走上这条路，并据此慨叹，人这一生，活着真不值。这让我想起江汉平原的老人，他们总结说，他们晚年有三个儿子可以依靠，一个叫绳儿子（上吊），一个叫药儿子（喝农药），一个叫水儿子（投水）。
我问村民，对于像老六这样的人，发生这样的事，是否会影响他与村民今后的交往。村民说，不会有多大影响，老人自杀刚死时，大家私下还会议论一下。人已入土，一切如旧。“毕竟死的是他们自己的爹，关我们什么事呢？该来往的，还是照常来往。”村民说。
村民认为，如今社会不一样了，只要有钱，很多事都好解决。如建房子，可以直接承包，不像以前需要帮工。又如红白喜事，越来越往一条龙服务的方向发展，给钱就可以了，比以前还省事，谁也不欠谁，谁又能孤立谁呢？
余音
侯千两的亲家母——杜荣，也即老六的丈母娘，对侯的死发表了她的看法。
杜荣认为侯成天去找村里，找乡里，好像多大能耐似的，惹得儿子和媳妇们气不过，故意想治他。她说，开始时，鉴于侯生活无法自理，就商量五个儿子轮养（老大除外），结果，在第一家即老二家，吃了不到五天，侯就不去了，因为老二媳妇除了骂他以外，天天都给侯吃稀饭。
而对于女婿不养侯千两，杜荣解释说，女婿负担很重，赚钱能力不行，养家糊口不容易。
这倒让我想起C村另外2例老人的自杀。
一位叫董江洪的男子，2009年，在他64岁时喝农药自杀死亡。董家庭贫困，大儿子要结婚，因房子破旧，女方要求必须盖新房子。在董到处向亲朋借债将房子建起来后，女方又提出必须装修，而董已完全无能为力，还有那高额彩礼，更不知从何而来。眼看婚事将要告吹，其大儿子焦急忙乱之中，与董发生争吵，董认为是自己无能拖累了儿子，一气之下，喝药自杀。
冯桂芬，妇女，2008年，在她60岁时喝药自杀死亡。她到自家梨树地里摘梨，从梨树上摔下，震荡了脑部，且腿落下了残疾，她想到儿子还没结婚，治病需要花太多钱，且儿子会因为给她治病花钱而结不起婚，因此，她喝农药自杀死亡，以免拖累儿子。
由此看来，也许侯的亲家母杜荣所做的解释有些道理。然而，诸如建房、养子、教育、结婚等一类高消费作为重担压在普通农民身上时，作为市场社会中的弱者，他们亦有可能迫不得已地将之转嫁给更弱者，如他们业已失能且无法创造经济利益的年迈父母，对于最底层的失能老人来说，他们唯有以自杀来承接子代转嫁给他们的社会压力。
即将离开C村时，我在一位八十高龄老人的陪同下，来到他的一名随林彪部队南下战斗牺牲的烈士哥哥坟前祭奠。因与他谈起死亡，就顺便问他是否相信鬼神。
他说，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只信科学。
这又让我想起在江汉平原调查老人自杀时的遭遇。一位老年妇女对我们的调查者说，如果真有鬼神存在，她要化成厉鬼，把她媳妇搞死，然而，她不相信有鬼神存在。就在接受我们的调查员访谈三天后，她在家里喝药自杀身亡。
幕落
调查结束，离开C村时，我再次仰头望了一眼远处的野长城。
烽火台的斑驳古迹，依稀可见，连绵起伏，亘古未变。
长城脚下的C村，人心浮动。
人心，既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大的社会。
（出于学术伦理，文中人名、地名均做了技术处理。）
[①] 规范意义上的粗自杀率是指未经标化处理的自杀率，但本文所加引号的“粗自杀率”并非此义，而是指作为计算自杀率的人口数据这一分母，因难以收集到所有年份的人口数，因此，在研究条件所限下，不得已仅以2009年所收集到的人口数据为分母进行处理，同时，为尽量减少误差，我们选择“年均”的办法，并按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了标化处理，实际上是更近似于标化自杀率的自杀率，当然，此处所说的自杀率均是指自杀死亡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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