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过去与未来
在70年代初的美国，适时中国的文革高潮之后，文化革命的影响也逐渐渗入美国的社区生活，一些以要求文化认同，代表大众面目出现的，涵括了种族、族群、女权主义、同性恋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运动，各有诉求，又互相联络，可谓局面的百花齐放。其产生的最直接影响是在教育界的变革。文化批评家以及历史学者处于前线，为了跟上不断更新的文化认同而一次次的修改各类教科书，文化走在了“体制内长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结果是大大翻修了构成国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准则。
同性恋群体也因此处于历史上最宽松的时期，同性恋和异性恋和睦相处，日益开放且毫无愧疚的同性恋文化，催生了一种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法律上的普遍解禁。
所有这些，导致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恐慌，以至在80年代晚期发动了“文化战争”(Culture Wars)，矛头最初针对的是教科书改革，很快地扩展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冲突从文化政治问题，逐渐扩展到文化正义 (Cultural Justice)。
随即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更严厉的同性恋恐惧症。借助于艾滋病的出现，右翼理论领袖丹尼梅尔出版了《大地上的阴影：美国的同性恋》，其中有一句令人震惊的话语：“现在我们的国家分裂了”。对丹尼梅尔来说，分裂存在于同性恋支持者和秉承基督教价值观的道德市民之间，而整治分裂的唯一方法就是“恢复禁止同性恋的传统，重建我们的规范。”更恐怖的是，同性恋被宣传为艾滋病的传播体，对权利的压制变成了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并催生了严厉的政策。l989年赫尔姆斯修订的联邦政府艾滋病议案，宣布任何有助于“提升、鼓励或者宽容同性恋性行为”的教育材料都是不合法的。
在80年代的大环境下，同性恋艺术家和评论家们只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低调地伪装而不是直率的自我暴露。但是正如ACT UP的一句名言：“沉默等于死亡”。正是文化战争使多年来被规训的同性恋艺术乃至他们的生活从沉默中苏醒，于是，话语权成为80年代同性恋艺术的核心。
就如大卫·沃基纳罗维兹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说：“我是一个16英尺高548磅重的男人，却生活在6英尺高的身体里，我所感到的一切就是压力，我所感到的一切就是我要释放。”
在l989年，在饱受争议的展览《艾滋病：艺术家的回应》的图录中，开篇就有粗体字写道：“纵使有47524个亡灵，艺术也还是不够。我们的文化特许艺术家们去揭露压迫，去接纳排除在外的受压迫的人。许许多多的人需要这样的权利来拯救他们的生活。” 这是艺术震荡的一部分，它足以使所有纯粹范畴变得不纯粹。艺术不断地从平面直立起来，与形式语言的鉴赏家们日渐的疏远。艺术在不断的叛离，走向了陌生的领土，只留下陈旧的准则在统治一个被纯化的旷野。”
与此对立的，正是赫尔姆斯在反复宣称的话语：“艺术如果等同于同性恋，和得了艾滋病的同性恋，那么艺术世界和同性恋们就必然会联合起来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80年代末的美国右翼政治，对艺术的功能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们即希望利用它来建立所谓的一统文化，又对艺术充满了恐惧。艺术如果是在体现和人格化社会中存在的差异和分歧，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被“政治化的艺术”终于进入了黑名单，在所谓的“淡紫色恐慌”中对同性恋进行了合击，这一切都成为麦卡锡主义的新内容，并导致他们打响了文化战争的第一枪。
关于如何来定义文化战争的成败与否？我们现在真的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吗？在20年后我们学到了什么？卡伦·芬利（Karen Finlay）问道： 如果我们看2009年11月，美国基督教三大传统的150位头面宗教领袖联合发表的《曼哈顿宣言》，“要确保将同性恋推回到壁橱里、要将女人送回到小巷堕胎。”这不仅仅是另一个“文化战争”的宣言，而且是一个当代文化标志。就如人权运动（HRC）的回应：“这个宣言只是延续了谬论，所谓平等和宗教自由是不相容的，对女人和同性恋的公平是他们的沉重负担”。这份文件让耶稣基督成为历史上最偏袒的政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