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革命吞噬的儿女
廖伟棠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6月26日
左左右右，在大陆早已失去座标，其实在台港亦然。明明应该代表独立、激进的左派在大陆往往是保皇党，而在香港则分为老左和新左，前者被视为“土共”，后者被本土激进右派者称之为“左胶”（即左傻子）。而台湾亦是复杂，有实际参与农村建设的左派、有参与工人斗争的左派、也有不断在理论上绕圈圈的左派，近些年一些老左派甚至尊崇毛泽东，赞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被称为“统左”，支持统一的左派，但我觉得更像是“自愿接受统战的左派”。在台湾，左派源远流长，这里要谈的，是台湾最早的一辈左派——锺浩东。
曾经没有几个大陆左派知道锺浩东，尽管他是台湾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并且为共产主义理想死得壮烈；台湾人知道锺浩东和他的妻子蒋碧云的存在，也是在他死后40年的1990年代通过侯孝贤导演的两部电影巨作《悲情城市》和《好男好女》而约略想像他们曾经的生死凛然——电影正是以他们为原型。
锺浩东（1915年—1950年）是台湾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最早和最重要的受害者之一，他出身台湾望族、留学日本，曾冒险回大陆抗日，日降后任基隆中学校长时成立中国共产党“基隆中学支部”，继而改组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基隆市工作委员会”，发行地下刊物《光明报》与成立读书会来扩大影响。1949年该组织被台湾国民政府查获，相关人士陆续被捕。8月27日前后锺浩东被捕，12月被处感训，因为拒绝感训，1950年9月9日，被判处死刑；同年10月14日遭到枪毙处决，据说当天狱友齐唱他喜爱的日本民谣《幌马车之歌》送别。
台湾作家蓝博洲书写锺浩东及其他台湾白色恐怖时代殉难者的《幌马车之歌》书名正来于此，但我读完之际却无端想起另一本书的书名：《革命吞噬它的儿女》（徐庆全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后者写的是丁玲的遭遇。希望我这样比拟没有对锺浩东先生等先烈不敬，锺浩东是毕生的理想主义者，丁玲只是一度的理想主义者，后来她之所以被革命吞噬，很大原因是因为她不肯直面革命的变质，甚至为之圆谎。
而早于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中殉道的锺浩东及其同志，最大的幸福是不用看到数十年后他们为之殉道的理想之变质。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只是我读到四十年代时锺浩东夫妇和另一对台湾返陆抗日夫妇为了革命事业忍痛送走自己的孩子，其后又因堕胎不成导致次子体质虚弱最终亦早夭，我心中的一声叹息。
我对舍身成仁者永远抱有最大的敬意，无论他们信奉的是什么主义。但是当一个主义、一个信仰要你牺牲自己的孩子来追随（纵然你的理由是为了千千万万人的孩子不用牺牲），我认为都是靠不住的，没有对自己孩子的爱不能奢谈对众生之爱，这样的信仰最终走向的是肃清与杀戮，与它曾反抗的暴政没有两样。
锺浩东及其同志们之死，最大的意义是在九十年代他的故事随后辈的反思而为人所知，让台湾民众反思国民政府之独裁残暴、以及自身长期的沉默与遗忘之罪，让人重新审视理想主义先行者的初衷，把之化为此时此地前进往更美好世界的新动力。
这一意义的展开，蓝博洲先生的纪实小说《幌马车之歌》当是第一功，其后侯孝贤导演因之而来的电影巨作《悲情城市》及《好男好女》把反思从知识分子层面扩大到普罗百姓。不过，正如在《幌马车之歌》的附录里蓝博洲指出的，《悲情城市》含糊处理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关系，并且因为结尾字幕时间点的错误提示（结尾打出1949年国民党败退来台的字幕，相信是其时侯导碍于政治压力的虚晃一枪，使应该在50年代发生的白色恐怖肃杀被抹去，历史被压缩），这让《悲情城市》被另一批政客所利用（详见蓝博洲《谁的<幌马车之歌>》一文）。估计侯导也意识到这个错漏，于是进一步大胆地拍摄了直面白色恐怖的《好男好女》，正色为那一代理想主义者立像（也必须记一笔两片之间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从侧面触及白色恐怖在六十年代的延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第一次看《悲情城市》是1996年左右在珠海家中看盗版VCD，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二二八事件；第一次看《好男好女》是2001年在北京一个朋友家中，这部片是一个台湾留学生带来给我们看的，她是左翼青年，在人民大学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生。第二年春天，我孤身往台湾环岛漫游，其中一段与她同路，在金瓜石下山往十份去的公车上，她用简短的语言为我讲解了一番台湾左翼运动史。当然，我们还去了金瓜石、九份、十份那些和侯孝贤电影有关的地点参拜了一番。经历过电影热潮带来的外景地旅游热潮之后，今天这些地方都多少荒芜，电影海报残旧一任风雨剥蚀，就像那些夭折的青春一样混作自然的一尘。
看《好男好女》的时候，台湾女生、我和北京的几个朋友都哭了。当“为革命而牺牲”在此岸成为人皆厌之的陈词滥调之时，在半个世纪前在彼方却是活生生的性命交割。革命因为成功而变质，革命因为失败却纯粹，却超越了政治成为人性的考验，成为存在的自我炼狱。当时我苦思切·格瓦拉的意义，其意义也大抵如此。
《幌马车之歌》在2004年出版增订版（2012年更意外出版了大陆简体版本），增补了几近一倍的内容，关键是蓝博洲能进入大陆调研、被访者也更勇于讲述史实，因此敲实了初版里许多仍在历史迷雾中的细节。其中之一个细节就是：锺浩东及其同志的确是组织内的共产党员，并存在接受大陆指挥策反基隆军方的努力（见广东省民盟“抗战胜利后，我县民盟成员在台湾省活动的情况”）。我不禁想像假如历史逆转，白色恐怖会否被另一种颜色的恐怖所取代？而锺先生是将成为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我相信，他依旧是受害者，那样一个时代只要你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必定受害，必定殉道。想来寒气渗骨，余亦难以多言！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此言难道真的是永恒的诅咒？
“马嘶彼此呼应，消失在彼方渐行渐远。” 《幌马车之歌》最后的唱词，既有惋惜，亦有呼应不绝的激励，我想这是锺浩东在临刑前唱此歌的一个隐喻，而前面的一句“去年送走你的马车，竟是永别”，这是革命者所毅然确信的宿命。求仁得仁，死何惧哉。只是永别二字，要让活下来的人承担一生。
台湾的幸存者也无愧这沉重的承担，活下去，并记住。锺浩东的太太蒋碧玉选择了潜藏和保存记忆，最终在晚年大声疾呼披露真相；本应和这些被政治迫害者无关的《人间》杂志记者蓝博洲寻找到他们，他是他们精神上的遗孤，因此不懈不怠一写再写他们的故事，继而拍摄《我们为什么不歌唱》、《台湾思想起》等纪录片，强力为之发声；而其他《人间》的同仁陈映真、王墨林、钟乔等也通过戏剧和诗歌扩大其余波……，直至侯孝贤的两部电影出现。这些都是幸存者的义务，像远方的马嘶呼应。而因为这些后继者的努力，锺浩东们才真正成为了拒绝被革命吞噬的人。
这样沉重的一个故事，我从中学会了反思，反思理想主义本身的伤害性——理想主义并非不容置疑的、无往不利的真理，理想主义的传承正正建立在对自己的批判和直面上。必须撇除“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一斗争逻辑。在2013年的今天，读罢蓝博洲们在1990年前后对1950年的恶之批判斗争，更加期待的是他们如何在今天追击今天的恶。
野火一样的歌唱着，是要烧掉什么？
我曾经断念爱恨地爱着，自我否定的野火。
永别之后马儿抖擞着铜铃——山河红了绿，
我是雪，在马鬃上的热气化作追随的精灵。
——这是我写给锺浩东们的纪念诗，因为《幌马车之歌》里，永别并不等于结束。
廖伟棠是香港作家和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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