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远古时分，世界是朴素的，因为人们相信说出什么就是什么。当古人说出“兔子”的时候，毫不怀疑就是眼前这一只正在奔逃的，逮住就有晚饭，否则挨饿。甚至，巫术相信可以通过说出人或物的名称的方式，将法术的力量直接作用到对象身上。而一些部落人很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全名保密于至亲之间，决不能让敌人知晓。这种信念至今在各大宗教里都有传承，比如“称神的名”、“呼佛号”、“念咒语”等等。
渐渐地，“兔子”长了翅膀，飞上月亮，问题产生了。古人们开始直觉到，我们说的“兔子”好像并不就是眼前正追着的这一只，也不就是昨天吃掉的那一只，也不定就是月亮上的。对于各种不同毛色、不同大小、不同长相的，我们都叫兔子，而听的人都懂。我们真的“说出”了这个世界吗？是不是有个“实体”“存在”的兔子，既不同于我们眼前的这一只，也不同于我们说出的那个词。从而使我们能够说出和理解“兔子”呢？简单的一只兔子，开始“特性”背后有“本质”，“存在”之上有“存在”了。西方自古希腊高尔吉亚和苏格拉底起，踏上了漫长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探索旅程。
差不多的时候，东方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德经》）。按我今天的解释，就是在说：一旦进入语言思辨的领域，就离开了真实的客观世界了。而对事物的命名，并不是对世界的一个真实描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庄子·齐物论》）这里面三个要素：客观世界、我、以及语言，其中到底是什么个关系？问题被清楚地问了出来。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萌芽，具体而微。但庄子通常提出这种有深度的问题，其兴趣仅在于挑战辩论对手的智力，自己并不准备回答。即使回答也超不过一句话：莫若以明。这个，作为一种回答，在态度上就不及格。
当人们意识到语言和世界的分离，这个世界就变得陌生和诡异起来。连孔子也在担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种担忧是东西方共有的。但双方在试图解释和理解这种困惑担忧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似乎先天拙于精细的分析与严密的论证。而依赖于神秘的直觉、顿悟、洞见，以及笼统的概括。呈现出一种急于从总体上解决问题的功利心。有整体性，但没有分析精神和逻辑工具。我并不认为“整体性”是一种“综合”，没有先经分析就无所谓综合。而缺乏“分析”，就搞不清问题所在。又急于解决，中国古人最后采取的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都用一层又一层的人为的“壳”包裹起来，假设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名家”作了一些分析工作，但没有人肯正面地面对他们的工作。只是丑化和简单地打成异端邪说了之。这些“壳”就是些支离破碎的“圣人言”。我们用过“道德人伦”，“天人合一”，“玄学理学”等等。这些东西的作用就是出来宣布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最终和标准答案在这里。当然，允许在外壳上做文章，儒家说只要听圣人言，问题就解决了。道家说，只要全忘了这些圣人言，就没有问题了。
进入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最受抵制的就是分析方法了。因为一旦开始分析，首先瓦解的就会是那些人为加上去掩盖问题的壳。而逻辑工具就成了有“剧毒”的文化毒药。西方从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开始，走上了这条逻辑分析的道路。比较有耐心地一点一点分析论证，尽管这个历程是出乎意料的长。即使在中世纪，当这种方式服务于证明上帝时（谢天谢地上帝允许被证明也需要被证明），由于使用的工具是逻辑，身为教士和主教们的经院哲学家，也不得不在分析中，把上帝一步一步地往后推，作为最终推动力和解决方案。同时他们由于有太多的困难去证明圣经中所说的上帝的种种神性，就不断去探索和发展逻辑工具。这两点，从空间上和工具上，为现代科学的兴起作了必要的准备。
分析得到的结果，依然对分析开放。但是概括所得的结论，是封闭的。所以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圣人言是作为“壳”包在最外层。这外壳成功地阻止了人们进一步分析的努力。不先打倒圣人，你根本没法接触到真问题。而西方的上帝，则是被推到了最核心或最高层，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在外围都还有些腾挪余地。造成这种历史进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受初始方法论选择的影响。
分析是一项理性和细致的工作。分析可以增加和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事物和道理。但是，分析本身得不出结论也不解决问题，那是其他人或下一步的事情。这种工作，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知识分子不屑去做的。到二十世纪，一批在欧美受过这种训练的留洋人士们，刚回来时信誓旦旦要“多研究些问题”，但很快又回到指点江山的老路上去了。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场效应”。西方的分析哲学传统，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终于成为主流。其对语言的分析，既后来称为语言哲学的，是一个高潮。
分析工作，就像奥运会的跳高比赛，每个人最终都是以失败退场的。但是，人类跳高的记录，就是在这一次次地成功和失败之中，一厘米一厘米慢慢地升高。语言哲学家们也不例外。他们给自己设的高标杆：用“逻辑原子”规范语言，以及较低的标杆：用逻辑整合数学，都没能越过去。他们甚至不能把“意义”理论稍稍统一一点。但正是通过这一次次失败的尝试，我们对语言自身的结构，语言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哲学以及人类思维对语言的依赖性等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语言哲学成功地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谜思：即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哲学思辨探索世界本原。我们现在知道了，语言只是对事实的逻辑化而不是直接争对事物，限定了以语言为工具的哲学，能探索的只是语言思维和表达的有效性。而哲学上的真理，其真理性只是来源于在语言系统内部的自洽性。探索世界的任务，自然要由科学去承担。罗素曾说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人觉得懂得之事变少了。”我这里想说：语言哲学，让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纷扰，还了这个世界一份朴素。终于让“语言的”归了语言，“事物的”归了事物。
语言不依赖客观世界，而客观世界也不直接影响语言。以往形而上学许多针对世界本性的问题，其实都是在语言意义之内打圈子。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普通人，我们了解一些语言哲学的内容和成果，可以免予被那些靠自定义概念而成为专家的所忽悠。同时我们许多人热爱和追求真理，希望大家理解，这些声称为普遍真理的东西，往往仅仅具有语言内部的意义。可以帮助你的思维，是因为思维也是语言内部的东西。纵使是“宇宙真理”，也只能在语言中寻找“安身立命”之地。
那么，下面的问题是：作为普通人，了解到什么程度就够了呢？这是个很好玩的想法。当年尼克松在进入毛泽东的书房前，不知有没有回过头去问基辛格一声：我有多少哲学就够了？不过，这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分析，就容易理解了：
1． 一个人有多少钱就够了？
2． 一个人有多少哲学就够了？
这两句话语法结构相同。而且都因为太宽泛而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这两句话的深层结构是不一样的。第一句：“人有多少钱就够了”，之所以没有答案，是因为缺乏限制。这一句我们可以通过加上各种限制而逐渐明确起来：比如在温哥华生活一年，或在洛杉矶退休，再定义一下生活水准，就能够回答了。原句没有答案，仅是问题本身问得不够明确造成的。
“人有多少哲学就够了？”这一句就不一样了。哲学，我们没法找到有效限制。能想到的有一种情况，就是想要通过这次哲学考试，有多少相关知识就够了。但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考试定及格不及格，其实只是换了个形式把这个问题又问了一遍。既然哲学不可计量，所以就不能问“够不够”。这一句没有答案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意义。更深层的根源，恐怕是因为钱有具体用处，可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而哲学，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对于不能具体使用的，就不能这么问问题。
语法上完全合格的表达，并不能保证有意义。却可能会让我们听起来觉得意义重大。一个本体论的基本陈述：“物理对象不仅仅是由诸特性所构成的，除特性外，还存在具有这些特性的某种东西（基质）。”从这句，可以推论出“人是由两种实体构成的——一种是物质实体，一种是非物质实体。”。很不幸，这两个表达已经被语言哲学家们分析为“无意义”的陈述。我们业余人不需要去跟这种句子较劲，如果想练练手倒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孩童时候经常相互说的：“公鸡叫，母鸡叫，送人的东西不许（往回）要！”这句前一半和后一半单独出来都有意义，但放在一起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没法把前后建立起联系来。是因果吗？是条件吗？是启示吗？是神谕吗？如果一点都不可能证实，就没有意义。那位要说了，你和小孩子的顺口溜过不去有意思吗。好吧，我们搞个成人的。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大家看看是表面逻辑一致，还是深层逻辑也一致：
1． 公鸡叫，母鸡叫，送人的东西不许要！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上面也说过，哲学不是个实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并不影响工作生活。不需要急于找到答案下结论。哪怕永远没有答案，也比将不可靠的东西“信以为真”要自在得多。我认为任何语言上的陈述和表达，都应该开放于分析。语义上行的策略是非常有助的。任何别人想让你相信的或自己愿意去信的东西，不妨先在语义上做个分析。看看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是什么内容在起作用，赋予了语言这些“意义”。正像维特根斯坦说的：我不让自己受到影响，这就很好！
很抱歉讲了许多枯燥的东西和无聊的话，让没有心理准备的读者们痛苦了。无以补偿大家，这里给这个系列的“意义”做个总结：
驴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哲学享清闲。
科学探索顶在前，
哲学苦心玩语言。
白天去上网，夜晚敲键盘，
不分昼夜辛苦瞎胡编，
网友们才能靠着它催眠。
你要是不相信啊就往那文中看，
咱们的文和化，还有那圣人言，
千刀万剐可都被他乱糟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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