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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留守儿童”问题

高雨莘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3月30日

光安村座落于在湖南省西南边境临近广西的山区里，从北京出发的距离为一个半小时的航班，六个小时的火车，一个小时的巴士，和一个半小时步行爬山。这个季节，村子常常隐藏在弥漫于山野之中的雾气中，从远处最易分辨的是田地里一片片灿烂金黄的油菜花。

8岁的蒋鑫和11岁的蒋恒和爷爷奶奶一起，居住在光安村。他们的两层木屋座落在一个小山坡上，从远处最显眼的是爷爷奶奶砍来在二层阁楼摞得满满的木柴。在冬天，他们四点多钟起床为两兄弟做饭。蒋鑫在村里的小学读书，蒋恒就读在山下镇里的小学，每天步行三小时上下学。

他们的父母在两兄弟未满周岁时离开他们，前往深圳打工。“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村里的人半开玩笑地问道。蒋鑫扭捏地摆弄着身子，看着哥哥，蒋鑫想了想，在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圈，或许是父母的脸庞，咯咯笑着说：“圆的！”

为了给美国一本杂志撰写关于中国“留守儿童”问题，我在今年三月来到光安村进行简短的采访，三天里被蹦蹦跳跳的村里的孩子包围着，支棱着耳朵从天书一般的湖南方言中辨别可以明白的词句。这让我不禁想起出发前几个星期，被另一帮孩子包围着的情景。

一个周六上午，我应朋友请求，参加了一个针对希望出国留学的父母和孩子举办的讲座。台下坐着的是年轻的父母和他们仅仅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人人脸上挂着专注和希冀，在问答环节各种各样的问题频频而至使人应接不暇：“美国高中最重视哪些素质？”“托福要考到多少分？”“应该选择在哪些地区的学校？”“听说美国高中很重视体育，我在中国应该做哪些运动来增大被录取的概率？”在台下，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11岁的男孩，一直在座位上不安分地扭动着。“你以后想出国吗？”我问。“随便，”他耸耸肩。“我爸爸已经给我办了加拿大的户籍，所以迟早要出国，但是我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去。”

在中国的很多时刻，我常感到这个国家是由许许多多平行社会构成的。每一个平行社会中，成员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为自己的一套希望和烦恼奔波奋斗。由于近些年例如微博之类网络媒体的盛行，这些平行社会逐渐有了一些微弱的交集，或建立了一些基本的了解，然而如同以上描述的两个经历，却提醒着我时刻保持清醒。

“留守儿童”的话题在去年年底贵州毕节的五名流浪儿童丧生于垃圾筒内的事件被曝光后，引起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关注。许多人惊讶于中国今年今日居然还有境遇如此悲惨的家庭，微博上充满了哀伤和愤懑的留言。

公众反应中的惊讶，其实本身便说明了这两个平行社会间的鸿沟：毕节流浪儿的悲惨命运，对于大多数城市长大、在电脑前点击着鼠标浏览微博的年轻一代中国人，恍如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故事。而和他们强烈的愤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在光安村所看到的辛苦而波澜不惊的生活，和村民们对自身境遇坦然的态度。

光安村的孩子们看上去和我曾去过的其他村庄的孩子们并无二致：活泼，淘气，好奇。少有人在意平日生活中父母的缺失，对于他们来说正常的家庭组成似乎便是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我和蒋恒和蒋鑫聊天时，他们告诉我，父母一般每年春节会回家探亲。然而今年春节，父母没有回家。问起原因，蒋恒解释说，去年奶奶在山中干活的时候头部被马蜂叮咬，被同村人抬上车送到山下医院，于是父母赶回家中看望奶奶。“所以他们春节就没有回家，要不然就回家太多，超过次数了。”

他的语气中理所当然，如同我在出国交流会碰到的那个告诉我他“迟早要出国”的男孩。蒋恒的“理所当然”，为的是应对他无法改变的现实：他的父母在城市打工，一年的收入远高于他的祖父母耕田砍柴的收入，因此离家打工是毫无疑问的选择；而那个要出国留学的男孩语气中的“理所当然”，来源于从小包围着他，充满了奢侈选择的生活，来源于愿意为他的教育一掷千金的父母。

放眼10年，这两个男孩的命运似乎同样毫无悬念：蒋恒大概会远离村庄，和许许多多同龄人一起奋战在沿海工厂的流水线旁——在光安村，几乎没有人读出超过初中。那个留学交流会上的男孩大概会在离家更远的地方，在异国的校园说着流利的英文，奔波于银行和企业的面试会。这两个今年11岁的男孩生活轨迹从未有过交集，以后也不会有。

在国外留学时，我常常听到外国教育专家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分析，大致观点分为两种：他们钦佩中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大量普及基础教育，扫除文盲，扩充高等院校招生，培养大学生带动经济发展——这一系列大幅度的动作和立竿见影的成果不得不使人叹服；同时，他们也了解中国填鸭式应试教育的残酷，批判它对学生创造力和求知欲的摧残。但这个教育系统终归还是利大于弊的，许多人总结到，它的公正和客观毕竟给予了所有学生相对平等的成功机会。

然而细看之下，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阔绰的中产阶级家庭深谙中国教育体制的局限性，正以自己的手段和资源为孩子谋得大洋彼岸更优越的选择；从小在乡村长大，无法从父母那里获得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的孩子们同样大批选择放弃教育，因为从小匮乏的学习条件已经注定了他们无法和大城市的同龄人竞争，而大学学历所能带来的经济回报也愈发令人质疑。

一方拥有果断从腰包中掏出一年30余万的留学费用的父母，另一方是父母缺失，为一学期200元的小学学费惆怅的6岁学童。在这两种人群中，财富和地位的差距在他们各自的下一代身上似乎已经固化成了梦想的差距和期待值的差距；曾经被称为“改变命运的社会阶梯”的教育体制，正日益丧失着弥补这个差距的功能。

我这次采访的接待者是一名27岁的独立纪录片创作人，名叫蒋能杰。他从小在村里长大，短暂外出打工后，从2009年起回到村里，用镜头记录着留守儿童的生活。 当他把镜头对准一个5岁的女孩蒋云洁，问到她以后的梦想，女孩一字一蹦地说：“想、打、工，”然后天真地笑了。这或许是我在村子的几天里，听到最让人沮丧的一句话。

而最令人鼓舞的对话发生在我和蒋恒的一位同学之间。这位同样在镇里读书，虎头虎脑的男孩，听说我曾出国留学，于是在听了我的任何问题后，总是用一个欢快的“Yes!”或“No!”来回答。

“你平时想父母吗？”

“Yes!”

“英语难学吗？”

“No!”

“跟我说普通话好吗？”

“No!”

“他的英语学得不错，所以总是有点骄傲，”蒋能杰笑着解释。

男孩咧着嘴，一脸得意洋洋。这让我想起留学交流会上见到的孩子们。他们在提问题时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脸上带着一样的表情。

不知这个表情，社会还可以挽留多久。

高雨莘是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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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社会”，令人深思。 -水宁- ♀ (0 bytes) () 04/01/2013 postreply 21:4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