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怀念民国？
每年的10月10号，总有人在纪念中华民国，一年甚于一年，一代甚于一代。中华民国的影子63年来依然在中国大陆挥之不去，有人使劲地抹，但无论如何，抹也抹不去。
2011年10月10日，南京，天气阴霾，残阳如血。
长江路中华民国总统府前，有个的老头在擦鞋，摊子前竖了块牌子，上书：“我从×岁起，就在此为蒋介石擦鞋”。这座曾经的中国最高政治枢纽如今是旅游景点，售票处的门口，几个盲人在拉琴乞讨，琴声如泣如诉。此地的主人自62年前出走，至今未归。
除了总统府，在废都南京，民国遗存依旧如故。
亨利?墨菲的《首都计划》，通过主干道、法国梧桐、领袖陵墓、“五院”旧址、中央体育场、中央通讯社等元素被留在南京。80多年前的一次声势浩大、规划完备的近代化城市建设运动的遗产构成了当代南京的城市基础。这些建筑，中西合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满溢着民国时代的气质。如同总统府，大门是西式的，内院是前清官府，庭院是古典园林，秉承传统儒教原教旨主义的蒋介石，他的办公室“奢华”标准甚至不如当代中国一些村长镇长。
去年夏天，我去中山陵祭拜，大雨飘泊，在陵园外的山路上，暴雨的雨水被缓缓地从各级排水管道错落有致地吸入、排出。这些设计精巧、施工严谨、质量优越的排水系统是中山陵工程的一部分。不久之后，“武汉看海”，“水淹帝都”等质疑当代中国城市防汛排涝系统规划与质量的呼声屡现报章。于是，一些言论开始怀念起民国时代的南京排水系统。甚而在杭州钱江三桥桥面坍塌后，人们又开始无限怀念起茅以升设计于1937年的钱塘江大桥。
当然，民国遗存的与怀念民国的不止是南京的排水系统和钱塘江大桥。值得怀念的，还有它的文化精神。
在南京工作的时间，我在南京汉中门广场认识了一位老南京韩老师，他80多岁，民国时代的复旦毕业，自称干新闻干了60多年（意思是直到现在他还是“独立记者”）。每天清晨，他在汉中门广场向一些耳力、视力不如他的老人滔滔不绝地口述、评论每日国际新闻，其水准完全不亚于张召忠等人。他和我谈论他的新闻经历，解放前，他采访了皖南事变后流落南京的新四军人员。解放后，他调查了渡江作战中首抵南岸的不是军人而是支前民夫。他也透露，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的电影镜头是后来补拍的。“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我在这里发表声音和观点，是我的自由。公安局管不着，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韩老师说。
我接触的另一位老南京是南大历史系教授茅家琦。我请他谈关于辛亥革命的话题，他对我说：“你知不知道，辛亥是一场南北议和，由北洋军方、南方士绅、革命党彼此妥协、共识的结果。”他反复坚持辛亥是一场类似“光荣革命”的温和的、妥协的、政治协商的结果。“这是我的观点。我可以告诉你”。他给了我一份他写的材料，上面有一手飘逸的行书。
草根韩老师与学者茅家琦，身上泛出的是不是同一种陈丹青先生所说的“民国范儿”。这种“范儿”，是种夹杂着独立、坚持、自由、传统、开放、包容等元素的组合。韩与茅，接受的是同一代的民国教育，就是民国初小课本中“我不盲从，不随声附和”的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他们不愿意为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束缚，也不会去为了某篇指导艺术文化思想工作的讲话，“集体背书“或者“签名宣誓”。这是一种活脱脱的“范儿”。
他们的年轻时代，以至于影响其一生的行事、为人、思考、生活的民国究竟是怎样的年代？
民国时代有一个弱势的中央政府，有一个弱势的威权政党，有一个粗糙的政权体系，且不断被内乱、外敌、革命干扰地羸弱不堪。相比之下，不完美甚至看上去挺糟的民国时代的一些方面，却让人不得不怀念。
它是一个国家力量羸弱，公域不足而私域强大的时代。它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不算太坏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主义竞相争鸣。这也是一个有着开放视野的时代，它传统而不封闭、它坚持着传统文明而又不排斥异域文明。它曾经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胡兰成曾说：“民国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气象清新。”文人可以论政、政客可以结社、学生可以请愿、工人可以罢工、土地可以流转、外资可以投资、人民可以迁移，没有户口乃至可以人手一票选举民意代表。反对党可以长期存在，反对党领袖可与执政党党魁平起平坐共商国是的时代。
民国时代是个整体上松松垮垮的时代。在民国的国体与政治目标上，民国的主政者让人民可以松松垮垮的生活。
1945年9月2日密苏里战舰上记录日本投降现场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言：“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在一年后，民国在内战的炮声隆隆中制定了它的新宪法，《宪法》总纲称：“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事之民主共和国。”“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
对民国宪法法理的解释可能可以出几本书才能理解。用我家中一位老人的话说：“民国那会，街边摆摊，没人管，没有城管。你爱干啥就干啥。”
民国时代（抛开它目前在中国台湾的政治延续），它并非是一个理想而完美的时代。
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曾描述，俄罗斯联邦成立，联邦杜马的会场上出现了旧俄的三色旗和双头鹰。俄国人重新聚集在旧俄的旗帜下。虽然，列宁、斯大林等人曾一手创造了一个新政体，借助一种新的政治理论，设计、实践了一种理想化的替代旧俄的社会模式。虽然，旧俄并非是一个完美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糟糕的时代，但对旧俄的怀念或许是对现存秩序和制度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所以，每年的10月10日，有人怀念民国，并非是民国有多美好，而是通过民国时代来反思我们的现在。反思现在，是去吸纳、尊重故去的传统，优化当下的中国，不去重蹈过去的失败与覆辙。
所以，我们要继续怀念民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