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岁这年，老作家梁山丁终于入党了。
这年春节之前，他因严重的脑出血住进了医院。人陷入昏迷，气管也被切开，生命垂危。几位子女相继从外地赶到沈阳来。
在商量后事的时候，大儿子向梁山丁所在的辽宁省作协党委提出，能否考虑一下父亲的入党申请。这是老人家大半生的愿望。
每个党员在入党仪式上，都会站在党旗前宣誓。誓言里有这么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老作家已经无力奋斗的时候，组织上是否应该考虑一下他的请求了？
十万火急。时间紧迫。
第二天，作协雷厉风行地开了会。领导指示：“不管山丁还有多少缺点，也不能再等待他去改正了，他也不能去改正了。山丁只能做到这样了。我们千万不要为自己能做而不去做的事而愧悔。”
书记的意思是，一定要争取在梁老被追认为共产党员之前使其成为共产党员。审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春节过后，经机关党委讨论，梁山丁同志被正式吸纳为中共预备党员。终于，“挥笔泼墨六十载，八秩夙愿已实现。”同时，春风化雨，令人非常意外，高龄党员梁山丁的重病竟也奇迹般地康复了。
梁山丁一直入不了党的原因很简单：历史问题。
梁山丁原名梁梦庚，1914年出生于辽宁省开原县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十七岁开始发表小说。此后的十几年里，他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山风》（获《盛京日报》文艺赏）、《绿色的谷》、《乡愁》、《丰年》以及诗集《季季草》，成为当时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文学生涯的黄金时代恰好与伪满洲国的短暂历史完全重合。
在一张陈年的黑白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眼神有些忧郁，不知望向哪里的东北青年。他梳着油亮的大背头，穿着深色的西装三件套，系斜纹领带，上衣口袋里别一只钢笔，双手潇洒地插进裤袋。在照片里陷入沉思的梁山丁，大概不会想到，日后衡量他作品的主要标准，是看其是否具有“进步意义”。
尽管早在1945年底他就进入了解放区，并随大部队回东北展开文艺宣传工作，但“伪满作家”这顶不光彩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使他未来的几十年一直与噩运相伴。
先是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因为与胡风有过来往，他被隔离审查十个月。1957年，他又由于在辽宁省政协会议上所作的《搬倒教条主义大山》的发言以及在作协整风会议上提出“作家治会”，被打成右派。紧接着，1958年，他作为“汉奸文人”（“伪满时期很红”），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关进了监狱（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3月出版的《反击右派文选之二》收录了“老延安”蔡天心撰写的批判梁山丁的文章《彻底肃清反动的汉奸文艺思想》）。1968年梁山丁终于刑满释放，谁知恰好赶上文革，他被安排在沈阳市新生化工厂（第一劳改支队）就业。直到1979年，他才被平反，回到省作协，结束了22年的劳改生活。这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
在这二十二年里，梁山丁除了失去自由，结束了政治生命，同时，他的家庭也分崩离析了。
妻子罗麦，沈阳人，曾经也是个文学青年，早年用“左蒂”的笔名发表过一些作品。年轻时候，两个人同过甘苦，共过患难。解放后，罗麦先是在《好孩子》杂志，后又被调到北京，在《中国少年报》做编辑工作。
罗麦是个要强的女人，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都拼尽全力，不甘人后。同事们说她“有执着的追求和理想”，总是“抢着挑重担”，“是个事业心很强的女性”。得知梁山丁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她精神恍惚，有一次昏倒在了马路上。
当亲情和一个人坚定不移的信仰发生冲突时，要做出抉择是艰难的，特别是当这份信仰被所有人一致认同时。每个人都害怕被社会孤立。看到梁山丁被置于“人民”的对立面，罗麦便开始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她责怪自己目光不够敏锐，觉悟低，认识水平不足。后来她想清楚了，她决定宁可牺牲家庭也要跟着党走。很快，她就提出离婚，写信给组织要求和梁山丁划清界限。一旦明确方向，女人在行动上往往比男人表现得更加决绝，果断。
接到罗麦离婚申请的那一天，一向乐观的梁山丁在监狱里失魂落魄，百感交集。一方面，他安慰自己说，这不是她的真心，她一定是迫于某种压力才这么做的。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无论对方的出发点是什么，一切都结束了，自己已经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回想起，他们一起经过的那些兵荒马乱年代的艰难困苦。1943年他乘夜车离开伪满洲国时，是罗麦为他的安全担忧，设法帮他弄到了汪伪大使馆的出国证。他回想起，1945年底他奔赴晋察冀解放区时，是罗麦连夜为他赶制出小贩式样的棉袄棉裤。他回想起，1951年他随慰问团到朝鲜前线采访时，被排到最后一批回国，罗麦由于担心他已经牺牲而憔悴不堪的面容。梁山丁在黑暗中吟诵起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自己无法解释的梦，他梦到了生长在家乡开原大狮子沟山里的金堇花。漫山遍野的紫色的金堇花。野生的，苦涩的金堇花开口对他说话。只有这种无人理睬的植物能够带他回到那谁也夺不走的家乡。
而罗麦，经此事变，也从一个“跟人谈话时总是面带笑容，用商量的口吻”，“有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的年轻编辑，变成了沉默寡言，只知道拼命工作的人。她生活负担沉重，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但出差、加班，她从来都不肯落后。她咬紧牙关，她想，自己绝不能让人看轻。
她的小儿子梁大昕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在我少年的印象中，母亲不爱笑，即使我们子女团聚，也难得见到她的笑容。从前并不是这样，记得童年时的照片上，我偎依在母亲身边，她端庄、娴静，一双俊美的眼睛流溢光彩，嘴角微微开启，两个浅浅的靥窝，笑得真美。”
当一个人失去了笑的能力，我们总想问问她，你到底把它藏在哪了？
然后有一天，笑容又突然回到了这位母亲的脸上，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天。这天，“她兴冲冲地推开家门，两颊微红”，她告诉三个孩子，她入党了。“母亲是那样兴奋，入夜了，还在和姐姐们谈修养，谈理想，谈工作。从那以后，我们更难见到她了。她总是很晚回家，很早离家，有时半夜我睡醒了，她还在灯下学习”。她“好像要用双倍的劳动赎回什么”。当物质世界已是一无所有，你会寄望于在精神世界里找到一个着落。
多年以前，罗麦和梁山丁——两个要求进步的青年，曾经打过赌，看谁先入党。现在，罗麦赢了。虽然代价沉重，但是她赢了。
不过，严于律己的共产党员罗麦还是无法逃脱变幻无常的时代惊涛。文革中，她被定为“特务”、“反动文人”、“反党分子”，也被关进劳改队，并于1972年被开除党籍。
她苦苦追寻的那个“着落”，得而复失。
第二年，当小儿子从云南农场回京探亲时，他吃惊地见到了一个头发灰白，前额爬满皱纹，眼睛失去光泽，两颊凹陷的母亲。有一次，他因为在农场受到的种种歧视、打击，而埋怨母亲说“都怪你”时，罗麦“沉默不语，斜倚着床栏，头扭向墙壁，像座木雕”。“好一会儿，母亲抬起头，讷讷地说：‘只要我活着，一定尽力减少你的痛苦。’”
她觉得自己的身上又多了一重罪孽。从此，身体虚弱的罗麦就为了小儿子的事情，无数次地在农场和知青办之间奔走，忍受着两方面的刁难、拖延和踢皮球似的推脱。
当时间的指针滑到1976年，伟大的毛主席去世了。对很多人来说，这等于是天塌下来了。这年的9月20号，电视上播出了毛主席的追悼会。罗麦像所有人一样，虔诚地在电视机前低头默哀。这是一次无比悲痛的默哀，长达三十分钟。但罗麦疏忽了一点，长时间的低头使她已有的脑溢血发作了。仅仅一天之后，她就告别了人世。她把最后三十分钟的清醒献给了毛主席。
罗麦死后，她的孩子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褥子底下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沓人民币，全是一元面值的。一共五十三张。这是从被开除党籍直到罗麦临死前应交的党费，一共五十三个月，每月一元。就和我们在电影里常常看到的动人场景一模一样。
这五十三张一元的纸币，崭新得能划伤手指。党会含着眼泪把它收下吗？
后来，梁山丁一直也没想清楚，失去音信二十多年的前妻算不算死于愚忠，算不算死于迷信。但是他记得，当他得知罗麦的死讯，向劳改队的管教干部汇报时，管教干部“始而惊异，继而微笑”，这位本本分分的干部对梁山丁说：“她死的日子很值得纪念，她是为毛主席殉葬而死，死得光荣！”
（此文原载天涯闲闲书话）
人物介绍：
梁山丁(1914—1997)，原名梁梦庚，又名邓立，笔名山丁、小倩。民族：汉。 辽宁开原人。中共党员。1930年后曾任《公民日报》学生版、《红蓼》周刊编辑，《诗报》主编，1945年后历任北平国立艺术专业学校教师、图收馆主任， 《草原》编辑，《生活报》文艺副刊编辑、记者，《东北青年报》、《好孩子》杂志编辑，东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长，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文学月刊》编辑室副 主任。哈尔滨文学院 梁山丁 董事、教授。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青年时代在哈尔滨接受苏俄文学的影响开始创 作，曾以邓立、小倩笔名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和《国际公园》上发表诗歌《五月》、《新鲜的悲哀》、《一双幽默的眼睛》和《来一杯香槟》，小说《银色的故 事》、《北极圈》，散文《山沟》。在《大北新报》副刊《大北文艺》上发表小说《梅花岭》等。1945年后，著有长篇小说《绿色的谷》，散文集《东边道纪 行》，诗集《季季草》、《梁山丁诗选》，中短篇小说集《伸向天边去的大地》，短篇小说集《山风》、《乡愁》、《丰年》，中篇小说《芦苇》，专著《染山丁研 究资料》，剧本《沙河桥边的喜事》、《营业员孙芳芝》(合作)，论文《东北作家史话》、《东北作家群像》、《文坛交游录》等30余篇。主编《东北沦陷时期 作品选》、《长夜萤火》、《烛心集》、《萧军纪念集》、《东北文学研究》丛刊(7集)、《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