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改革开放后编造。
| 我为“遵义事件”计算死亡人数 |
| 王录生 (作者为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 |
| 2011年第5期 炎黄春秋杂志0 |
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我们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足刻骨铭心的，是再也不会忘记的。“饱饱地吃上一顿白米饭”，这是当时我在那几年里的最大愿望。现在看来好像很可笑，但那是真实的。
《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曾刊登当年贵州省粮食厅厅长王民三同志的《1959～1960年贵州粮政日记》，其中写到1959年12月19日“党中央召 开紧急救灾电话会，彭真主持……彭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了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顾全大局保北京……”当 然，省里要保省会，地区要保地区首府。笔者当年在贵州省遵义专员公署计委工作，靠了这一条，我虽然也饿得患了“浮肿病”，但总算捡了一条命。可怜的是广大 农村的农民。
贵州省也是重“灾”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的一项研究，以1050种地方志中关于人口的统计数字为基础，认为21个省(按照清代的政区)的“非 正常死亡人口”为3245.8万人(见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原因》，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详见附表)。其 中，贵州全省死亡174.6万人；死亡率10.23％，位列全国第三。笔者所在的遵义地区是重中之重。已经记入历史的、被称为“遵义事件”的死亡人数就是 由笔者计算的。
我是1958年中南财院毕业，10月中旬分配工作的(原留校，因大跃进，贵州去要人，我是被补分配到遵义)，21日报到时正值大跃进高潮。参加了几天大炼 钢铁。我参加劳动的土高炉就建在刚成立不久的地区物资局的院子里(现遵义会议广场)，后被叫回机关。那时计委的工作也十分紧张，天天要加班(编计划)。开 始，机关食堂的伙食很好，四菜一汤，白米饭尽吃。后来办公共食堂，8人一桌，围着吃。先是一个大木桶装饭，大家随意打。后来不行了，改吃“大头稀饭”(干 稀饭)，还是敞开吃。再后来，变成稀饭。因为大家抢，有时把稀饭洒在人的身上、头上，就改为吃罐罐饭，按人定量。机关干部的粮食定量也逐渐减少到每人每月 21斤。因为定量太少，又长期没有肉、油吃，肚子很快就饿了。上级要求食堂设法“多出饭”。机关干部轮流监厨，看着炊事员分米装罐。又要求“生产自救”。 因为是地委、专署的机关食堂，安排了用大米加工糖稀的任务，留下糖糟加到面粉中做馒头(机关干部轮流当工人，我也去做了一个月的糖厂工人)。还做过“连泡 霉”，在水里养“连泡霉”菌，将其掺到馒头中。有一次，遵义市的赵一曼饭店“发明”了一种增加粮食的办法，我随领导去验收，才知道是在面粉中加进磨细了的 谷糠粉，做馒头。推广了一阵，后因解大便困难才停止。那时，因为饥饿，我和很多机关干部一样都得了浮肿“病”。1959年秋冬，农村吃树皮、死人、甚至人 吃人的消息已开始悄悄传播。
后来，上级要求机关工作尽量减少，以“保命”为主。我就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将前一段工作中积累的数字，编成《遵义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49～1957年)》(后内部出版)。
有一天，计委副主任吴山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单独交待任务，非常严肃地对我说：“王录生，现在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你到遵义宾馆去，那里正在开‘县 书’(县委书记)会议，他们都带来了现有的人口数，你去计算一下各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这件事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做完以后就把它忘掉。 有没有什么困难?如果没有，你马上去。”我边听边盘算，接受了这一任务。
在那本《资料汇编》中，已经收集了各县分年的年初人口、年末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等，并计算了各地各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应该说 1957年以前的各种统计数(包括人口数)是比较准确的，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用1952～1957年正常年度平均的出生率、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情况下，现 在应有的人口，再与县委书记们带来的实际人口数相减，就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了。那时人口迁移是非常少的，大跃进中从各地农村抽调去“大办钢铁”、“大办水 利”等的劳动力已先后回到了原地。人口的机械变动可以忽略不计。出生率，由于饥饿，也是要下降的。1960年为零，不予计算，1959年和1961年只计 正常出生率的三分之一。我按以上办法计算的饿死人数，可以说是基本准确的。
我把各县的饿死人数计算出来后，立即送给领导，连一张纸都没有留。我怕泄密，数字也不敢往脑子里进。只是当我将遵义地区各县的现有人口加起来，只有310多万人时，大吃一惊，因为1957年末人数是370多万人，这个数字我是经常用的，所以印象非常深，想忘也忘不了。
这件事，一方面我觉得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怕因泄密，犯错误，成为我此后的一个心理负担。
直到“文革”开始，有一天，有同事从街上回来，说地委造反派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李苏波(“遵义事件”前的地委书记)罪行，公布了从档案中找到的“遵义 事件”饿死的人数。我立即赶去看，看到的就是我计算的那组数字，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此后我不再有犯泄密错误的可能了。但是李苏波这个“死老虎”，并不能 引起造反派的兴趣。他们要打倒的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新的大字报很快就把这组大字报覆盖掉了。
“遵义事件”后，撤销了李苏波的地委书记职务，枪毙了湄潭县(遵义地区死人最多的县)的一个县长。(湄潭县的事，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贵州 湄潭事件》一文)。“遵义事件”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记得第二年春耕时，抽调地专机关的干部去农村帮助插秧。我参加了去遵义县新上区一个生产队的插秧。该队 90多个人，饿死了一半，只剩下2个大男人(一个生产队队长，一个生产队会计)。就由他们两人犁田，我们机关干部帮助插秧(当地妇女不下田)，可见农村饿 死人的惨状。
半个世纪以前的大饥荒，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只要一提起，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不应被后人忘记。
(作者为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