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是中国不多的几个每有新作必定轰动、万众瞩目的导演之一。与以往不同，这次冯导下了大力气，在深厚积累的基础上，把埋藏18年的震撼与感动，举案齐眉，奉献给观众。让人还未看片，就已经存了一份敬意。
我在网上看了个枪版，还没结尾，便戛然而止，断片了，颇为扫兴。说实话，仅从看过的部分而言，略感失望。但我不想全面品头论足，也没这个资格，毕竟没看完整，只想就网上关注的问题谈点看法。
《一九四二》一出，立即引来无数长评短论。许多人集中到“底线”问题上（即吃人和有奶便是娘等），特别纠结，分外沉重。道理并不复杂，只是曾经饥饿的人重保命，不曾饥饿的人讲尊严道德，正在饥饿的人混不吝，说不到一块去。
历史喜欢把一些两难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看人如何挣扎选择。苦难深重的中国历史，更是常常用极其尖锐的非生即死的血淋淋大拷问，残酷地折磨着国人的灵魂。
《一九四二》在大饥荒的背景下，叙述了饥饿与民族矛盾、官民矛盾同时并存的史实。为了抗战，河南人已经做出了巨大牺牲，那个不容商量杀敌有限自以为得计的花园口炸堤行动，让河南损失了几十万亩良田，几十万条生命。但是当饥荒来临，灾民们还是用脚步做出了“公投”。首先扑向了古称“天府”、有帝王之气、没有日本鬼子的陕西。可见他们的心底认定了中国人会帮中国人，中央政府会赈济救助。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去投奔已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更加富庶的江南，或自然条件与陕西差不多的河北平原？想到此，不由人不捧上一掬热泪。的确，多灾多难的鲁豫一带，民多彪悍，啸聚山林，扯旗造反，几成专业。可要说他们没有做人底线，如何解释他们的第一反应？
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争天下先逐鹿中原一说。那些帝王与政治家们究竟是看中了这里的地理形势，还是自古响马成堆的人民？显然后者的比重不如前者。不错，且不说贪腐弊病，当时的各级政府，限于无法掌控的条件，不可能完美救济，全力赈灾，然而，重视程度呢？这也不能把握由人吗？大灾之年照旧不能减免粮税，灾民何以生存？既然“君之视臣如土芥，”那么，别怪“臣视君如寇雠”。连亚圣孟夫子都是这种态度，寻常人等就别挺着了。再说，还有其他地方的排挤歧视。西安人至今提起“道北”（历代河南灾民的聚居区）仍带一丝鄙视的语气，可知当年这些“河南蛋”进入陕西受到的是怎样的“欢迎”了。
得不到救助，到其他地方又遭受欺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你会怎么办？现在不虞饥寒交迫的人们常常说得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灾民们只能长叹：饱汉子不知饿汉饥！
饥饿，是每12年便有一次大饥荒的中国常年笼罩的阴云，是我们民族漫长历史的共同记忆，曾是五十岁以上中国人最熟悉的感觉之一。那是一种四肢软弱无力的虚飘，内心却翻腾着最后一搏的冲动、不断产生的幻觉刺激着不顾一切、邪念横生的感觉。如果在反映八十年代以前的作品中没有饥饿的描写，就不是中国作家。
作家老鬼曾经回忆过三年困难时期一段意味深长的事情，当时小胖姐姐也正在长身体，每天定量根本不够，但是自我定力极强，绝不觊觎非分。那份在饥饿面前保持的高贵气质，让为了填肚子屡屡偷窃的老弟敬佩不已。不过当前心贴后心时，要让他学姐姐的榜样，那可办不到。出自同一家庭，接受同样教育的姐弟俩，截然相反，何况其他芸芸众生。
在长期饥饿得有气无力奄奄一息的情况下，是看重生命（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还是政治伦理道德？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个可以把人逼疯的艰难选择。大多数人一定是抓住前者，秉持后者的则是极少数，所以史书会特意为他们树碑立传。对于前者，我不会苛责、鄙视，只有同情理解尊重。当身处相同境地的时候，很可能我也是这一拨的一分子。对于后者，我则仰慕、敬重。我不会绝对排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要真心出于自愿），对不食周粟、不食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刚烈志士犟人倔种惟有衷心佩服。
《一九四二》没有肯定哪一种行为，把决定权交给了观众。它能够唤回中国人久违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之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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