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是靠什么生存的?
如果要问贵族的概念,就应该知道“贵族是靠什么生存的?”你如果说是依靠精神,就该引人发笑了。
“肉食者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而俾斯麦的名言“强者必遭妒嫉”听起来像是随后的辩解。在现代社会,更多的是在解释“肉食者”群体的优秀性。比如:“弱势族群,是因为无能才变得弱势;强势族群,是因为能力才变得强势”。萨特的情人比安卡写了《被勾引姑娘的回忆》说:“弱者之所以会成为牺牲品,不是因为强者没有完善的道德,而是因为弱者没有足够的智力与其相对。”人的价值有高低之分,这种言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奴隶制的城邦社会。由少数优势群体(贵族)和多数奴隶构成的文明中心,连同处境“悲惨”的周边区域,这种社会形态与现代性的全球社会非常相像。
所以有人问,现代制度是如何产生的?西方现代制度的文化基础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复兴了什么?说文艺复兴是对古希腊奴隶制的复兴,是因为殖民化过程在本质上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复兴。
无论是殖民主义,还是现代制度,其内在的规则和结构,都是“中心-边缘”体系,边缘地区的生产剩余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通俗的说法是“食利”,体面的说法是 “内含成本的对外转嫁制”。这种秩序的内涵还有:“肉食者高于人”。道理也许简单,一些人肥了,另一些人自然的就会瘦身。世界20% 地区的人口已经现代了,另外的80%就只能停留在门槛之外。其派生的内涵是,资源是有限的,地球环境无法承载更多的优秀人群。基于这种二八开的“黄金分割”,形成了当代的社会和地缘政治。
因此说,肉食者高贵一族的存在,和世界范围的广泛贫困是有制度性原因的。所谓制度性贫困,就如雇佣和被雇佣的基本关系,是强势不断向弱势转嫁代价造成的。强势欺压弱势、弱势滑向边缘,由此,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这可以解释边缘地区环境的破坏愈演愈烈,当弱势群体无法承受累加的成本时,就进一步转嫁给了环境。这也可以解释现代性把任何弱势领域都纳入市场,资本强势对诸如教育医疗,文化艺术的占有并无怜悯之心。
有人大言不愧的说:“无论古今中外,贵族的本质是社会担当,有多大的担当,你就拥有多高贵的灵魂。”一些难于理解的话语成为话语,现代文化的功能就是在于建构一道与现实的屏障。“唯心”像是一个法宝,可以任意的给现实涂上外衣。让精神抹去存在,实在是现代文人的高明,也是不齿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