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论述反思“党国体制”
香港推动国民教育科，部分教材内容偏颇，被指“洗脑”，引起不少家长恐慌。这其中牵涉某
些媒体借机炒作，也因为九月立法会选举即将来临，一些政客因趁机将议题泛政治化。但追根究
源，香港人必须要了解中国大陆内部的变革，以及民间对中国官方论述的冲击。
“党国”教育香港受抵制
国民教育科在香港引起争议的焦点，就是党国不分，以及长期存在的“党国体制”。
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思想政治类政治课程中，刻意模糊党国现象并不在少数。过去几十年
中，学生从小学开始就要遵守《小学生守则》，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要求，学生必须“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而在部分中学教材中，亦有训导“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政治实践中，“党指挥枪”、“警惕军队国家化”呼声甚高，由纳税人出钱供养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必须听命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提法，现在仍然是一个禁忌。当台湾的“国军”已经真正
国家化，但解放军到今天还只是“党卫军”，又为“党国不分”提供了现实脚注。同时，中共的党务系
统工作人员，其财政支出被列为中国公务员系统，由全国财政负担，可说是“党库通国库”。
但不容否认，大陆民间和知识界，近年已对这些问题展开反思。尤其在市场经济的格局下，
民营企业抬头，民众的“私权”意识觉醒，官方无法再垄断社会上的民间资源。公民社会崛起，逐渐
颠覆了长期以来的官方论述。中国大陆改革派不会因为反对官方的论述，而放弃“中国人”身份。他
们深信中国不会长期被一个政党所垄断，而在反垄断之前，首先要提出民间自己的“中国论述”。
事实上，近年中国大陆的知识界与民间已经开始自觉地建立自己的国民教育——通过民间著
史、学术讨论等渠道，重新审视官方论述，并给出超越官方版本，并被普遍接受的新论述，如各
大媒体对民国史的再认识，对“民国范儿”的肯定。
杨继绳的《墓碑》，揭开了大饥荒三年间中国民间惨状与死亡真相，令民众对“同甘共
苦”的“伟大领袖”有了新认识，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等作
品，则从建党角度给出了中共夺取政权过程中鲜为今人了解的历史解读。
独立纪录片导演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张大中导演的《我的母亲王佩英》等纪录片，
用影像直观的揭开了文革的惨无人道，补足了教科书中被一笔带过的文革年代。
连官方推出的《建党伟业》，也开始为五四人物胡适和一些民国领袖的公众形象“翻案”。这些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虽在颠覆官方论述，却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为国民文化与思想领域，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作品为民间国民教育提供了高质量参考。
从中国民间论述反观香港，重点是如何建立一个清晰的、为官方与民间共同接受的香港论述
目睹中国大陆“党国”教育，香港对“以党代国”的教育的警惕乃至恐慌，其来有自。事实上，
中央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对港政策、建构香港论述体系时，也多少出现了一些逻辑问题，引起了反
从国民教育说起，此次推行的“中国模式”专题教育手册，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但“中国
模式”一说是否成立，即便在中国学术界，也是个尚存巨大讨论空间的概念。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
著作《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承认私有产权、实行法治与市场
经济，只是人类共有的模式，而非“中国模式”。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也以《辩论中国模式》一书对此概念提出质疑。内地许多学者认
为，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被认为是“中国模式”，那么从封建时代就开始了，实为“秦始皇模式”。
把这样一个在中国内地都有极大争议的概念，引入信息自由的香港，遭遇大量反对声音是明显可
此外，国民教育教材形容中国共产党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党，也容易使港人联想到中
国官方宣传基调，有港人在参加七一游行时表示，这与内地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目前香港出现的问题是，当主权回归中国15年后，人心并没有真正回归。在港人对“中国
人”身份的心理认同尚未完成时，推行包含“中国模式”及赞美中国共产党内容的国民教育，就容易
在“党国”之外，中国当局的香港论述与治港思路中，仍存在一些不易被港人普遍接受或难以适
一是强调殖民地屈辱历史。在官方宣教中着重描写英国殖民地时期港人的“二等公民”身份，
而忽视英治时期为香港奠定的法治基础。长期宣传的后果是，中国民间形成一种既艳羡香港的先
进、又歧视香港“被殖民”的“洋奴”身份的矛盾心理。
二是“一国两制”的模糊空间。尽管特区基本法规定了1997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但随着时间推移，“一国两制”论述的漏洞出现。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曾撰文
指出：“在政治改革方面，‘一国两制’的构思并没正面面对如何建设一个面向未来的政治制度的基
本问题。事后证明，回避民主化及其制度建设的问题，政治代价相当巨大。”
“一国两制”的缺陷
吕大乐的观点解释了过去一年港人的焦虑、恐惧以及被“大陆化”、恐共的心结：“一国两制”只
能兑现邓小平当年“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形式不变的承诺，却回避民主、自由等政治
议题，而1997后的15年，恰恰是这些被忽视的议题，逐渐成为港人守护的核心价值。
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最近出版《管治香港》一书的李彭广表示，1997回归后，港
人的“主人翁”感增强，要求政治权利的意愿自然高于殖民地时期，港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政治正当性
问题逐渐显现。而香港与内地一日不实现民主政治，这个问题就一日不能解决，同时，50年不变
的“一国两制”是否会中途夭折，也成为港人的心头隐患。
基本法关于政治制度的遗漏成就了中国官方对香港的另一种论述：天朝主义。
曾借调中联办任职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香港期间的一系列文章，被陈冠中概括
为“中国天朝主义”，其基本框架倾向于将香港特区“去政治化”，将中国对地方的治理视为“多元一
体”的政治格局，“视特区为实现中央统治术的被动对象，最好是一个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区，至少不
要加大政治化，这与逐步政治化的香港特区现实有着认知的落差，削弱了这个论述对香港现状的
解释或开拓能力，甚至可以造成治理策略的误判”（陈冠中语）。
天朝心态又造就了陆港交流中，一些大陆民众对香港片面的“恩赐心态”。网络上常见一些内
地同胞对港人说，“要不是我们供应你们蔬菜淡水”。这只会让港人感到“见外”，并非被当作“一家
在香港媒体讨论港人是否可以区分“中国”与“中共”的时候，中国官方也应同步反思，是否长期
存在误会或片面性的香港论述，造成今天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疏离感？
港人一直有爱国传统
从中国近代史的脉络来看，港人对“中国”的情感一直优先于对不同政党的认同或厌弃。李彭广
认为，港人一直就有爱国传统，“对中国的近代和现代贡献很多，不只是孙先生的辛亥革命也好，
1949年的共产革命也好，降低些层次，内地市民有灾难的时候，香港居民都是同一条心的，香港
并且，中央政府对港人的国家认同感，也不应仅是形式上的认同“我是中国人”。李彭广认为，人心
是否回归、港人是否认同中国，应该有一个界定标准。若“认同”被界定为“接纳具体政策”，那么“认
同”的含义也会有所不同。（香港《亚洲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