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他们后来没有力道了。这可能是体制内过多的制肘和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且具有相当大的能量的缘故。邓律文关于关于人口政策的指责太过片面,人口政策坚持到现在不容易,这种基本国策即使要改变也应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可实行,不能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中国的人口再增长不仅中国受不了,也是对地球不负责任的。凡事都是有正负两面的,限制人口政策有负面,放开人口政策一样有其负面。当准备放开人口政策时,应该多研究负面影响,而不是一味说放开的正面好处。
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关键在对房地产的调控上,如果房地产这个暴利又吸金的产业得不到控制,那结构调整只是一句空话。但调整地产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附在其身上的利益集团的博弈,没有特殊政治手段,只靠经济手段几乎是不行的。
二和三其实是一个问题。贫富悬殊的扩大自然无法产生中产阶级,但中国走美国同样的路,快速培养美国这样的中产阶级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想达到美国这样比例的中产阶级水平,而且生活水平还要接近美国的话,那恐怕需要不止一个地球了。所以我非常同意你说的,中国不应该在人均生活水平上向美国看起,而是要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这句话在改革开放之初是被当作反面意识形态挨批的,但中国的国情要求中国必须走这样的道路。让中国上下对这句话有共识的关键是要让大家明白到底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和和谐的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不可能是一和谐社会,即使这样的社会可能更有效率,更具竞争性。在一个残酷竞争的社会中,其实没有人有幸福感的,因为幸福感是和安定感连在一起的。
感觉温在经济上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太依赖那些专家和发改委了。四万亿就是一个败笔。胡则过分软弱,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在其任上,吏治不仅没有起色还每况愈下,无论如何是有责任的。其实中国的问题在吏治,吏治解决好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关于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我的想法是民主应更多地用于监督上,而不是决策上。像现在的九常委制,不仅没有效率,也体现不出什么民主进步,反而遇到重大问题容易久拖不决,贻误时机。胡锦涛本人是比较循规蹈矩,也很清廉的。但他太过务实,忽视了务虚,或者说没有务虚的能力,使中国在其任上价值观更加混乱,道德建设沦为口号和空谈,社会腐败越演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