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犀利公
（上）
经过34年的经济改革（1861-1894年洋务运动），大清国力得到显著提升。1895年，中国GDP总量虽然被美国超越，退居世界第二，但占全球的比重仍然超过15％（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比今天的数字要高。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发布的数字，2010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为9.5％。
经济实力的提升，为大清国带来三大变化：权贵集团的生活进一步奢华，军事装备大幅度改善，皇族权贵们自信心膨胀。
清廷的腐败、奢靡是全局性的。中央政府热衷于搞形象工程，以粉饰太平。1885-1895年，慈禧“改修三海”（南海、中海、北海），持续十年，耗银600万两。1888-1894年，改修颐和园，持续七年，耗银2000多万两。1895年，办六十大寿，耗银500多万两。三项耗银超过3000万两（也有史料说高达8000万两），相当于四个北洋舰队的建设费用（北洋水师7艘主力舰总费用为778万两）。内务府开支，咸丰时每年仅40万两，光绪末年达到1024万两，50年增长了25倍。上行下效，奢华之风弥漫整个官场。据史料记载，庚子之变时因勤王有功而擢升为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里设立“洋酒委员”一职。
洋务运动兴办了一大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军工企业初具规模，北洋、南洋和福建三只水师的装备水平超过日本，号称世界第五大舰队。“定远”、“镇远”两舰达到七千吨级，踞全球之冠，日本最大的巡洋舰不过三四千吨级。与地方官员相比，军方的腐败更胜一筹。在北洋司令部所在地刘公岛，将领们争相修建豪华别墅，自己用不了还出租，储存鸦片，包养情妇。总司令（海军提督）丁汝昌，甚至还与管驾方伯谦争娶妓女。奉老佛爷的懿旨，舰队频频出访，宣达和谐盛世，展示大清国威。1891年7月初，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艘主力舰访日，先后到达神户、长崎、东京等地，所到之处，威风八面。访日归来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总指挥丁汝昌服毒自尽，右翼总兵刘步蟾自杀殉国，“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壮烈牺牲，“济远”舰管驾方伯谦因临阵脱逃而被李鸿章斩首（一说是冤杀）。
成就斐然的洋务运动，民众虽然是参与者、建设者，但却是蛋糕的旁观者，无权分享改革开放的巨大好处，依旧过着清苦的生活。辉煌的工程，威武的舰队，距离民众的生活是那么遥远。洋务运动的34年，民众目睹了官家的崛起；洋务运动结束后的18年（1995-1912），民众又旁观了清廷的衰亡。
原本可以供全民分享的经济发展蛋糕，为何最终变成清廷冒险的春药呢？一切皆缘于皇族权贵们顽固坚持的专制体制。
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甚至包括支持他们的当时年仅27岁的慈禧，无疑是那个时代具备改革精神的高层人物代表，属于少数睁眼看世界的人。运动初期，洋务派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工业（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是可行的。进入中期和后期，国进民退、权贵垄断、效率低下，等诸多权贵资本主义模式所固有的弊端逐步显现，并进而引发腐败丛生、官富民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变革体制成为超越经济改革的头等大事。然而，当初的改革派已经蜕变成既得利益者，他们只看到“经济上搞活、政治上专制”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好处，而看不到民心背离的严重后果，死死抱住中央集权这棵大树，绞杀一切“逾矩”的维新派。1898年9月，戊戌六君子喋血街头，康梁师徒远遁海外。
更为可悲的是，一些不学无术却可以左右中枢的太子党们（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溥静、刚毅、英年、毓贤等），沉浸于所谓“同光新政”（洋务运动）的虚幻之中，无视甲午战争的惨败事实，仍旧迷信“大清模式”拥有巨大优势，怂恿慈禧于1900年6月21日对八国同时宣战。55天后，慈禧逃离北京，避难西安。庚子之变，是满清权贵们独吞洋务运动成果这剂春药之后的最后一场销魂表演。尽管事变倒逼着慈禧重启政改（1901-1905年的“清末新政”），但在权贵们的阻延下，最终回天无力。
（下）
开启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迄今已走过了与洋务运动等长的34年。在人们沉浸于做蛋糕还是分蛋糕的喧闹中时，中国的内外环境陡然发生了注定之中的巨大改变。蛋糕的绝大部分已经被权贵集团吞下，问题不再是“做”或“分”，而是蛋糕会否变成春药，以催发权贵们“中国模式一统全球”的春情。
朱成虎说，“如果美国袭击中国，我们将必须以核武反击。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的城市的准备。”
胡鞍钢说，“从政治制度看中国总会成功”，“从制度上看中国能够超越美国”。
林毅夫说，“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
杨宜勇说，“中华民族复兴任务2010年已完成62%”。
……
笔者不知道红后们使用核武的决心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专家们断言中国总会成功、中国已经成功的数据从何而来。只知道：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在60年间（1950-2010）增长了985倍，而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
中国人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官和最多的贪官（仅裸官就达118万），官民比例达1∶19，是美国（1∶94）的5倍。
中国的行政费用占生产总值的比例（25.6%），是印度的4倍，是美国的7.5倍。
中国的教育医疗费用占生产总值的比例（3.8%），是印度的五分之一，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中国的贫困人口超过2.5亿（按世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为穷人的标准）。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持续时间较长的改革开放，邓氏改革延续至今，种种社会指标均在表明，它与一个世纪前那拉氏开启的那场改革开放，愈发相像。唯一还有待见证的是：在洋务运动所产生的经济成果的支撑下，清王朝在灭亡前连续上演了三场大戏（1894年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政变、1900年庚子之变）；而在7万亿美元GDP支撑下的特色中国，其巅峰表演将何时开场？怎样开场？这种癫狂表演可否在体制内的开明派与民间清醒力量的合力阻拦下化于无形？
经济改革的成功没能换来民主政治的进步，是一个世纪前洋务运动留给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痛。这一次不可再错过！阻止GDP春药发作，叫停权贵集团拿民族前途作赌注去向本该是我们朋友的“敌人”宣战，是普通民众和庙堂之上的开明派的共同责任。
洋务运动的发起人曾经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清模式”而沾沾自喜，顽固抗拒革新开放的全球化趋势，直到一切化为乌有，教训可谓惨痛。而日本则做出了与我们相反的选择，迅速跻身于强国之列。他们甚至还在佩里登陆处树立雕像，以纪念这位用大炮逼迫天皇打开国门的美国殖民者。拒绝乔治.马嘎尔尼通商外交的乾隆，当时管理着全球三分之一的GDP，他在傲慢地接过英使呈送的祝贺他八十寿辰的礼物时，做梦也不会想到，自道光至宣统，他的五代子孙从此再也没能直起腰来。今天，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有相当多数为“经济搞活、政治控死”的“中国模式”而自鸣得意，以“绝不”的姿态高调抗拒全球民主化进程。历史经验已经无数次表明，逆潮流而行，终将头破血流。近年来，因为支持诸多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如米洛舍维奇、萨达姆、本.阿里、穆巴拉克、卡扎菲、金正日，以及仍在屠杀本国民众的巴沙尔等，不仅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境地，也冷了国人的心。
中国逐渐被某种势力所包围，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被包围？谁害怕这种包围？怎样解除这种包围？将独裁者引以为朋（某些独裁者甚至是历史上割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宿敌），视民主国家为敌，甚至把弱势群体、维权律师等称作国内五大敌对势力，这说明了什么？要想消除国际上的敌人（对中国有领土企图的除外），只需回到民主化的轨道上来即可。要想消除国内“敌对势力”，只需迈出两步：民进国退，还富于民；民进官退，还权于民。一个悲哀的现实是，走这两步的迹象迟迟未见。
中华民族的复兴，取决于民众价值观的更新。人权高于政权，必将成为中国人的价值理念。60后们对人权价值的尝试性探求，虽然在23年前魂断广场，但已经在80后、90后这一代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同。那种把人虚化成“人民”，以政权偷换祖国，并进而实施愚化和奴化的专制主义，必将随着全球民主化进程而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尽管中国可能是那进程中的最后一位，但也肯定会是其中的一位，绝不会成为被抛弃的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