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多年前的西学东渐浪潮中,科举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最终于1905年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学校教育制度。虽然在形式上考试制度被继承下来, 但是科举里是否存在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随之被抛弃至今呢？张之洞当年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是在那个大变革年代，他的声音是微弱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东方文明开始回归时，一些精英们仍然没有理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涵。近年有国内学者著文称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提出时仅仅是为了强调“西学为用”，而并不存在以“中学为体”的核心内容。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是西学东渐浪潮的回波, 它说明西学的冲击，使得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精髓渐行渐远。笔者试图在这里探讨什么是“中学为体”。
要了解中学之体，首先要了解作为科举核心内容的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五经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四书讲了什么呢？四书主要讲了伦理道德，以及与其相应的社会运作之道。孔子开启了以“仁”与“礼”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观。曾参与子思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提出了四端与四德的心性之论。而五经之首是易经。易学首先是哲学：它用两仪表述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并以多层次的两仪组合来表示事物的态, 从而引出哲学主题 - 变化； 也就是任何事物都遵循孕育、出生、成长、壮大、衰弱、灭绝再到孕育,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而事物变化的各种态衍生出的象数就成为演绎其发展趋势的依据。它造就了易学作为方法论的地位。它是人类最早的系统论运用，也是至今最完善的系统论基础。它揭示了系统单元的价值及其导向，对信息时代有深刻的指导作用, 即系统单元应该具有逻辑的价值，并有可思维，可推理的功用。这些为系统的归纳与演绎提供了基础。易学同时又是价值观和道德观，它倡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易理以“仁”和“义”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强调“阴阳互补，刚柔相济” 的动态平衡（中庸），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易学更是道，它透过理，象，德的层次而直指“存在”的道 – 即“天人合一的圆融”。它象征着人类至善至美的生命本源。五经的其余部分属于历史，礼仪，与诗歌, 它们提供了史实的借鉴，交流方式和审美趣向。可以说，儒学主导了科举核心, 任何能透彻四书五经的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汉唐以后，儒学融合佛教，道家的思想，形成三教合一的新儒学-宋明理学。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就世间万事万物而体认天理。这里的“致知”有两个含义，即知事，知己。陆王心学提倡“宇宙便是吾心”，指出反省的重要，人不必心外求理。与此相应的是，佛教从多种宗派汇集到禅宗，并逐步走向生活禅。至此，修齐，治平的价值观转化为可实践和内省的人生观。“要做事先做人，做事就是做人”的理念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主流, 它要求读书人从存在的整一性去对待“做人”，“做事”与“求道”之间的统一, 以修身作为立命的基础，并将人生看成是明理，载德，求道，奉献的过程。这才是真正的中学之体。这中学之体不排斥学习任何其他知识，因为那是“道”与“术”,“体”和“用”的关系。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对国学脊髓的最好注释。
科举从国家制度上确立了以儒学为基础的治国理念，它直接催生了不论门第的人才选拔制度。这种制度无疑是比世袭与举荐的旧体制更公平、公开和公正, 即使相对于当代的选举政治都有其启示作用。尽管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各种弊端，但它还是从国家制度上确保了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才被选拔出来。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的人都非等闲之辈。然而，科举不仅仅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平台, 它更是国策探讨和改革弊政的舞台，因为人才与治国方略往往是共生的。科举制度鼓励了学子们求实与创新的精神, 自然而然，它就成为“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有别于西方，科举形成的“士大夫”阶层才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里的中流砥柱。“士大夫” 阶层中的某些个人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始终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让我们用近代历史来说明这一点。庚子事变中，慈禧太后误信近臣，利用义和团灭洋排外, 结果造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国家危急。慈禧在逃亡时，通电全国总督带兵勤王。冲突眼看失控，而这正是西方列强所希望的。然而，他们更希望的是，南方以洋务出生的几个总督不追随中央政府因为他们是反对利用义和团排外的。这时，各总督面临抗旨与国家灾难的两难境地。在个人性命和家国危难之际，李鸿章和张之洞及其他总督迅速结成联合战线通电全国，称慈禧的诏书为伪诏，系奸臣所为而不是慈禧的本意, 坚决支持慈禧的清王朝清除奸臣，纠正义和团的暴力行为，并与列强谈判来平息事变。这个通电起到了几个关键作用：一. 保护中国的政治中心，以防国家分裂。而这正是列强当时想要颠覆的。二. 否定利用义和团排外的错误策略，为和谈奠定基础同时又给慈禧留下了面子。三. 团结全国的力量，以防列强进一步冒险。这个通电最终得到慈禧首肯，并下诏让李鸿章北上主持谈判。这样，儒生们在国家危亡时刻而力挽狂澜。他们在这关键时刻的举措与多年国学修养是分不开的。如果这事变发生在今天，后果不可想象。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与列强谈判的李鸿章很快承担了另一个角色–“卖国贼”。这是因为国民排外的情绪随着军事的失败而更加高涨。笔者在此不禁感叹: 屈大夫从容就义易，李中堂忍辱负重难。最终李鸿章背着“卖国贼”的骂名，在维护民族利益的谈判中耗尽精力。在整个事变中，西方在绝佳机会面前并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收获。其他列强一头雾水，只有精明的美国人看出了端倪，他们知道，中学之体才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要改变中国，必须改变它的教育。于是美国人将得到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用以创建两所学校来传播西学，也就是现在的清华北大。从此，西学东渐在中华大地上展开。造成中学衰弱，科举被废。自五四运动后，儒学基本被抛弃。以后的历史，想必读者都清楚。
历史走到今天，中国基本复制了西方教育的模式。当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实际上以西学中的科学为体。学子们按科学理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革，尝试了几乎所有西方政治理念，真是比西方还西方，但是中国的社会仍处于动荡，国家仍处于分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只要我们仔细观察，答案是显然的：首先西学中的社会科学充满了哲学的对立，没有系统能体现存在的整一性，以包容那些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命题, 如唯心论（自我的主观世界）和唯物论（对象的客观世界）。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德格尔才指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便误解“存在”，仅研究个别存在的问题而不去研究存在本身。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认为“西方的失败是西方哲学的失败”；这句话是贴切的。他的名言“哲学最终是被它自己的成功杀死了，因为它的目的原来就是产生这些不同门类的科学”与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让-弗朗索瓦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只有哲学学者，而没有“哲人”，即那种举手投足给人于启示的圣人。而他的儿子-马蒂厄（佛教弟子）却说，这样的“哲人”仍然存在于现代东方。哲学是连接人类精神和思想的桥梁，其关键在于对整一性的把握。它的一面是“体验”，而另一面是“思辨”。虽然海德格尔提出超越二元的统一本源，但其论述仍然是基于思辨，而不是体验。失去对整一性的把握，哲学思辨只能产生二元对立，由此延伸到政治体制里的那些以“主义”立论的政治理念，像自由主义，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它们永远相互排斥而无法调和。第二个原因，中国已经没有以中学为体的“士大夫”阶层。由于不修身立命，又无法将“做事”与“做人”结合在一起，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往往分成极端的两派，他们各偏执理念的一端，将主义当作绝对真理。浮躁的心使得他们无法看到每个理念中的优点和缺点，也无法找到包容对方的方式。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一次又一次战争。内斗导致衰弱，衰弱导致外侮，驱外侮再内斗。直到二十一世纪总算有一点明白，只要摆脱“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公平与效率是可以兼顾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而稳定对整个改良过程是至关重要。但是，东方文明的回归是艰难的。在改革开放多年后，仍有国内学者提出应该全盘西化，让西方殖民中国几百年，也就是说完全采用西学中的非科学部分。细观此人，治学也严谨，敢说敢当像个男子汉，但他的结论完全出自一种理性的浮躁。读者也许会对此不解，因为理性通常是克服浮躁的途径。对此笔者会在其他文章里从佛教唯识的角度来探讨分别心与憎恨心的关系。理性的浮躁是不修身内省的知识分子的通病，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笔者想，如果此人能进行某种程度的禅修来将心调柔和，并钻研一些国学，或许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盘西化的荒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性，每个国家的现状都是自己文化的产物。笔者对此曾经有过探讨。在中国大地上全盘去除自己的文化，去完全接受另一种文化的想法是疯狂的。它仍然传承着文化大革命的逻辑。难道人类应该清除文化的多样性吗？东方人嗔心强，而西方人贪心重，怎么可能不论基础来嫁接文化呢。“全盘西化，让西方殖民中国几百年”的观点反映出此人浮躁的心态。浮躁的心承载不了厚重的历史。笔者相信，人类“精神大同”的道路应该是殊途同归而不可能是唯我独尊。二. 西学的非科学部分至今没有形成带有包容性的文化，它不具备整合其他文化的功能。人类的包容性来自精神，东西方都有自己璀璨的精神文明，例如东方的“仁”，西方的“爱”。在东方，“仁”看起来起点低，但以它为核心的“天人合一”哲学整一性与佛教“心物不二”的实证整一性是相通的。而且“仁”从本质上是内观的，是自省的，它连接着体验与思辨，因此东方在精神与思想上没有脱节。西方的“爱”与东方的“空”是一致的，是对存在整一性的实证体验，因此，达到“爱”的道路必然也是内观的，是自省的。从理念本身看，“爱”比“仁”更博大精深，然而西方哲学中体验的消失和以及物质文明导致的思辨膨胀，“爱”在西方就像是用一条腿在走路，没有对整一性的把握，精神和思想在一定程度脱节了。这样西方文明的精华 -“爱”始终没有完全走出修道院，没有形成包含内观自省的心学使得“爱”与生活不脱离。这样“爱”成了上帝的恩赐，或者成了主体对客体的某种情怀，而不是自身“存在”的特性（Integrity of Existence）。西方精英在周末去教堂祈求宽恕，将精神回归寄托于基督的再来，在平时，热衷于积累知识和追逐财富。因此，尽管西方满怀热情地做着慈善事业，传播着“博爱”的普世价值，但在这一百多年里为了利益，它们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豪夺了无数财富与资源，至今仍然没有解决自身社会的公平问题，同时也没有改变歧视其他文明的习性。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说明：犹太民族在西方是出类拔萃，但从以色列的国策可以看出，那里没有真正的哲学家。一个国家追求那种“绝对安全”的策略是一种极端，绝对安全在哲学上同样也意味着绝不安全。乔家大院有句名言叫“学吃亏”。百年前山西商人都明白，“吃亏就是占便宜”的哲理，而西方到现在都不懂“伤害别人就是伤害自己”的道理，又怎么能将“爱”的理念发扬光大。显然，中华民族只能以中学为体，并兼容百家。只有以中学为体，东方才能更好地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
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的效率不断衰竭，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它造成西方可掠夺的空间缩小，各种社会矛盾对立加剧，人们对西方体制的弊端看得越来越清楚。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当重新拿起国学，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停留在其道德理念本身，因为每个文明都有相应的伦理体系。我们应当将眼光放在中华民族精神上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正是它，使得中国人能几千年不懈地寻求真理，形成“个体”与“整体”紧紧相联的宇宙观。我们应当将眼光放在中华民族胸怀上 -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正是它，使得中国人在几千年不懈的实践探索上，形成“做事”与“做人”融为一体的人生观。这才是其他文明缺少的，这才是东方智慧的源泉。智慧不来自思辨，再聪明的人都无法摆脱逻辑思维的线性局限。逻辑的完整并不等于“心”的圆润。因此对存在的整一性的把握只能来源于智慧，即对道的体验，这才是哲学的根本所在。而一个民族的哲学也是其文明程度的标志。然而，道的体验却取决于我们心性的转变，儒家的道德取向，与修身实践提供了心性转变的条件。什么是儒，柔软心也。道的体验，智慧的产生只可能发生于一个平和与柔软的心。不宁静，何以致远。然而，东方文明的回归不可能一帆风顺，它不仅伴随着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也伴随着物质文明的社会适应，中学之体不再需要“十年寒窗”与“八股殿试”。那么，如何继承其精髓呢？幸运的是前辈告诉我们，“道”不属于恩赐，也不依于来世，它就存在于生活的滴滴点点。就像禅不在于坐，道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琴棋书画也透着“道”理，一手好书法的人不浮躁; 懂棋者，明大局知先后; 善画者，能从表象看到意向; 知琴者，能用“心”去倾听。只要能在做事时不断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就会不断地接近真理，开阔胸怀，以包容各种文明,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从自己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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