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化大革命和两种文化（ZT)

仲维光：文化大革命和两种文化（续完）

成文日期：2008-12-09 03:24:33

极权主义文化下的老三届文化热（下）

三．有两种文化大革命吗？


否定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则必然涉及有没有所谓两种文化革命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有两种文革，一种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文革，另一种是被压迫者反抗党的官僚特权奴役人民的文革。（见《北京之春》，95年12月号，松龄，“如何从海外看中国？”）

在北京的时候，我转交给许先生几篇郑义最近写的文章，他仔细看了后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到两种文革的提法时，他说他绝不同意这么提。如果照此说法，那么就也可以说有两种世界大战了。他问我的看法。我当然也不同意有两种文革。

我之所以认为只有一种文革，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存在一种真正走出文化革命中共产党文化规范的不同的声音，且不要说形成一种潮流或倾向，就连发出让人“能观察到”的异质的声响都没有。所有的造反派、平民都没有走出共产党的框架。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概念、思想，所追求的目标都没有超出共产党文化的范畴。都和毛泽东领导的文化革命血肉相连的融合在一起。这甚至包括刘宾雁先生所推崇的伊林·涤西，遇罗克，以及张志新和杨曦光等人。遇罗克和杨曦光不过是这个肌体上的毒瘤而已。而张志新和伊林·涤西连这一点也谈不上。例如遇罗克在批判三家村时曾经多次写稿给报社参加讨论，此前此后也一直是作为那个社会的一分子而忙碌。

每一种文化内部都有各种不同的东西，遇罗克不过也是这种文化内部的一种音符，也许可以称为不谐和音，或者一声打击乐，甚至可能只是转换到另一乐章回应而已。他虽然已经接近否定这个社会，然而却绝没有否定和抛弃了这个社会及其文化，试图重新演奏其它的乐曲。

以郑义和笔者当时在清华附中的情况为例。我们那时（六六年至六八年）虽然作为平民子弟，对特权、对出身论非常不满，但是对毛泽东，甚至中央文革，对共产党毫无怀疑；认为特权是走资派的结果，对西方资本主义则充满仇恨。我们那时认为搞文化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对西方文化我们持的也是这种批判态度，认为我们社会的文化已经超越了西方，我们要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在受迫害的时候，郑义甚至悄悄地把毛泽东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上。

我们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年青人，即使是回忆对比我们当时“性”的觉醒和恋爱的态度，也能看出我们完全浸淫在这种特殊文化的河流中。所以，没有两种文化革命，有的只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性别的人是如何搞这一种文化革命的，有的只是“龙生九种，种种不一”。红卫兵，不论是哪一种，老红卫兵、联动也罢，造反派、四三派也罢都是典型的极权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在六九年前都绝对没有走出，或力图走出极权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各种桎梏。

如果只因为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不同就有另一种文化革命，那么甚至可以说有很多种文化革命了，例如林彪的、汪东兴的、周恩来的、农民的、工人的，而且即便反抗也绝不只是平民的。

杨曦光应该说是最早可能走出那个文化，或说走出那个文化革命的人，但是一是由于封闭社会所能看到的东西太少，二是由于他过早被关进了监狱。

最早要逃离文化革命的人，就我所知是以《今天》所代表的那批北京市的老三届学生。在六九年以后，七十年代初期，他们一步步步履维艰地向外走去。但是，这种走出的过程可能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完成。这其实可以从七十年代末期后所谓朦胧派诗人的作品中也能看出来，力图用另一种语言表述的准政治性作品，对“人民”的歌颂，对传统的所谓追寻，如北岛的前期作品，“回答”，江河的“纪念碑”，杨炼的所谓中国神话的重建，都显示出过渡转化时期的意念的混乱和语言的力不从心。

刘宾雁先生一再推崇《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王山，认为他还在研究问题，并以此批评海外民运人士。实际上王山的这本书没有任何新意。完全是一些极权文化的陈腔滥调。从根本上说，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方式既缺乏提出有意义问题的能力，也缺乏驾驭材料的方法。而且王山的这本书就政治上是完全维护现行的一切，就论述和文字上远不如他的师祖，戚本禹等人。因此这本书是毫无价值的一本书，是共产党文化蜕化的产物。而王山在这本书中显示的是，他完全缺乏一般社会学术领域中的研究问题的能力。与王山相比，海外学人和民运人士，则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已经在寻求另一种文化，试图提出或研究一些问题了。所以与王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四．不同规范的两种文化：极权主义文化和民主文化



然而，没有两种文化革命，但是却有两种文化：极权主义的文化与和它对立的民主社会的文化（当然还有其它文化，如伊斯兰文化，我这里只比较这两种文化）。没有两种文化革命的原因是因为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中并没有存在另一种文化，甚或另一种文化的萌芽。

极权文化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这种文化，如何认识这两种对立文化之间的关系。

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认识这两种文化的关系则涉及一个认识论理论基础问题。

我是搞科学史的，以科学的发展为例。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理论认为，不同科学理论，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心理规范，例如牛顿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两种理论是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的，有不同的规范。一种理论并不是从另一种理论中长出来的。而完全是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规范的结果。规范的转化需要“革命”。例如对老一代物理学家来说难以接受的量子论，对在新的规范中成长起来的年青的物理学家来说，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是普郎克定理，新的东西的完全确立，只有等老一代的死去。

两种文化的问题远比牛顿理论和爱因斯坦理论的关系要复杂，其差异，其中存在的各种非理性因素，对立的前提也更为明显。

极权社会是近代西方的产物，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新的政治形态。正如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所说的，“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更加严酷，而且其极权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例如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有本质的区别。凡是在它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这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来自哪一种具体的民族传统或特殊的精神根源，极权主义政府总是将阶级转变成群众，撤换政党制度（不是用一党制，而是用群众运动来替代政党制度），将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建立一种公开走向宰制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极权主义运动从一党制度中发展起来；每当这些制度变成了真正的极权主义，它们就开始按照价值观念与其他一切制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来运作，我们的传统法律、道德或常识中的功利主义范畴都不再能帮助我们理解认识行动路线、对之作出判断或者预言。”

过去的专制政权仅仅只是迫害反对它的“政治敌人”，但是极权主义却是毫不留情地消灭它的“顺民”，对人进行集体的改造和屠杀。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你不能作伪证”，而极权主义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人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对人加以改造，并且自称是“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这种新的专制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的统治支配下的。它以阶级斗争或种族斗争为前提，以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为目标，用这套严格的意识形态来塑造和改造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使它统治的世界成为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封闭的世界。

因此，不仅极权社会的一般生活心理规范和世界其它地区不同，而且极权社会的学术，文化，艺术，体育竞技，甚至语言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规范。社会的转化和文化的转化与科学规范的转化一样需要革命，需要确立另一种前提和规范。这里所说的革命的意义不是暴力的同义词，而是指要一种彻底转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其实是一种现实政治和理论文化问题等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的杂谈。他们经常利用人们对暴力的厌恶作为维护极权主义政权及其政治、文化的借口。对极权社会的转变来说，告别暴力或者说是避免暴力是应该的，但是告别革命却是不可能的。无论制度还是文化的转换都肯定是一种革命性的，象东欧转换那样的“和平革命”依然是革命。

当然极权社会的这种规范不只是在极权社会孤立地存在，它是近代西方的产物，是从西方各类左派理论中衍生出来，并被实践的，所以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较为容易地在西方的各类新马克思主义者中找到“一些”共同的语言和心理特质。这当然也是中国的红卫兵在西方引起激荡的原因。反过来也可以说明，红卫兵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西化”的结果。但是这并不表明极权主义的文化和当代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是可以互相约化，互相理解的。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并不比土著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文化差异更小。



五．极权文化衰落中的老三届文化热



老三届中有各个阶层的人，各种类型的人。因此，就我所知，目前在大陆的老三届学生中忆旧，对现实不满的人大约有几种：

第一种人，休闲式的回忆。这些人是以依附于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平民子弟为代表，他们以顺从听话的工作而一帆风顺，他们或已经升到中层干部，或相当于此的高级知识分子职称，或一些中大型公司的中坚人物。他们充满“甜蜜”的回忆的目的是希望更为“理想”的环境，当然也兼有对自己一路奋斗到这种地步、对青春的回忆以及对其他不同代的人的教导。这些人支配着老三届的文化热。

第二种人，充满牢骚的回忆。这些人以仍然在社会底层煎熬的平民为主。他们虽然回了城，重新进入了生活，但是，生活充满了艰难。因此，这种回忆成了他们的一个精神寄托。其中当然也充满了无可奈何。这些人被第一种人带着，跟着“热”走。是怀旧热中的主体。

第三种人，充满仇恨的回忆。这是一种从地狱中喷发出来的仇恨。这些人是以一小部分高干子弟为代表。他们一方面自己已经腰缠万贯，身居高位，但是，另一方面和他们原来的政治抱负，例如未来的总理、政治局委员等相比又还相差很远。而且他们看到社会的变化对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越来越不利，因为不得不采取的“让”民政策─“改革”，使得他们所鄙视的驯服的平民子弟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他们对现实有一种无名的愤怒和痛恨。他们不怎么介入这种所谓“文化热”。

第四种人，带有反叛的回忆。具有自觉意识的这类人不多，但是从六十年代末期以来，在老三届中始终存在这种倾向。并且在各类具有反叛意识的人中，老三届的一些人依然是最有影响和深度的一些人之一。这样的声音，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随《今天》和《星星画展》开始登上台面，今天在大陆，虽然不如八十年代初期那样使人能明显地看到它的存在，由于极权社会的特质，在老三届文化热中很少影响，但是，仍然还是可以感到它的存在。

总起来说，与极权社会共生共长的老三届，处于八九年之后的极权社会式微的时代，他们和极权社会一起面临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显得无所适从，从而产生怀旧，这是必然的。这一切支配形成了今天老三届文化热。

这样一种怀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精神怀念，对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怀念，二是对旧的伦理秩序的怀念和呼唤。然而，这两种怀念都没有什么新意，不过是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不同表现而已。正如天下大乱的文革中对五十年代秩序的怀念，七五年时某些知识分子和民众对邓小平的怀念，七六年后对周恩来的怀念，老三届的怀旧热之所以能在那个社会存在并产生影响，实际上是因为在他的旋律中融合着已经是昨日黄花的无可奈何的极权社会的招魂曲。

在极权社会，任何一个想象马丁·路德·金那样弹出人的金色的理想主义的旋律的人，只要一有萌芽，就会立即被扼死在襁褓中，根本不要想在社会上安然存在。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老三届热中的理想主义回忆，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王蒙和陈建功等人对这种理想主义的反驳有很多地方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在于虽然王蒙等人的对话中有很多字句是正确的并且是聪明的，但刘宾雁先生对他们的批评却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他们对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的枝节批评是为了维护现实，而不是为一种新的价值和文化的追求开道。例如他们居然在对话中认为现实已经是“我们三个人现在坐在这里谈，各说各的，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大狗叫，小狗也能叫。而且小狗还大可不必跟大狗学。”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老三届文化热的关键，如果大家都仍然只是“狗”，怎么叫，也只是狗叫。一个社会不能只允许“狗”存在。老三届文化热如果只是狗叫，或狗吠，或狗嚣，或哀鸣，无论怎样都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王蒙和陈建功等人能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地谈，这一自白本身也说明他们的思想是如何的驯服和贫困。这是不能用那个社会的困难处境来辩白的，因为现在没有人逼迫他们非这样说，他们完全可以回避这些问题。

老三届文化热能回忆和反省的是什么呢？老三届应该给他们的子女一些什么有益的教训，使他们的子女能美好的充满人性的生活。在充满苦难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老三届生长于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完全封闭的社会，他们的知识和精神框架都是狭隘的和畸形的。他们训练不足，既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又缺乏对西方文化的全面了解和认识。在专业上，由于极权社会只是想要把他们培养成驯服的工具，肢解了知识和文化，因此，他们得到的是孤立的“技术”，只见一叶，不见知识的树林。

一个人在幼年时如果营养不良，他在生理上就会发育不良，这种发育不良回影响他终生。其实一个人在精神上、人格上和知识上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

在当年的所谓理想主义中，老三届失去了多少宝贵的青春，美好的人性。老三届这一代人并不比任何一代人差，他们本来能做更多的贡献，获得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在当年，他们只能，也只会狂热地跟着共产党走。他们只能下乡或进工厂，没有任何别的选择。甚至不如抗日战争时代的人，那时的青年还能到后方去上学，或选择别的出路。在上学的时候，老三届没有选择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的权利，社会以有限的知识和文化，有限的出路禁锢着他们。在青年时代，他们没有自由选择上学或出国的权利，在婚姻上，他们受户口，工作，政治环境的限制。在竞争上，他们受特权，受社会的压迫和盘剥。

在北京我遇到一些老三届的朋友同学，他们仍然在中下层社会生活中挣扎，由于他们没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和门路，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只剩下进城的农民，组织一些小的工组，分享到北京寻求出路的农民的劳动。可以说，至今老三届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在不得不吞食极权社会给他们带来的畸形恶果。

在伦理上，老三届也经历过痛苦和混乱。老三届的人和父母的关系（既包括他们出生后父母与他们的关系，也包括其后他们对父母的态度），和朋友的关系，和师长的关系，无论是平民还是干部子弟，都受政治和社会的严重干扰，老三届何曾真正享受过人伦之乐，何曾真正承担过人伦的责任。

文化革命中的理想主义后面隐藏着多少黑暗，多少苦难！今天苦苦挣扎的老三届面前又有多少肮脏，多少侮辱！东北边陲寒风，黄土高原陇中，云南丛林毒雾，内蒙草原风暴，哪里没有老三届的宝贵青春。青春对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老三届扔掉的生命有意义吗？凭什么极权社会就能决定我们生命的一切，就应该剥夺我们的一切其它选择，凭什么我们现在还要或忆旧为他们唱赞歌，或象陈建功那样唱进军曲，或象梁晓声那样唱咏叹调。如果老三届要回忆，就要回忆自己失去的美好的青春，生命，回忆自己失去的人性、爱情、亲情，老三届是和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人一样的人，老三届应该呼唤的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那一本本的回忆，一场场的侃侃而谈的回忆，是把痈疽歌颂为艳若桃花，是把自己的疮疤拿来炫耀。是还象六六年一样在兴高采烈地跟着极权社会毁灭自己。

先天不足再加上自大只能使老三届变成可笑的侏儒。

在北京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和女作家潘婧谈过我们这一代的问题。她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让时代和社会毁了，象在战争年代的那一代人一样，谁让我们赶上了呢。我们在三十岁时要再化十年补课，重新构造自己的知识和精神框架，而这是在别的社会中生活的人与生俱来的。也许我们能作的就是把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描述给我们的下代，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留下一些有益的教训，象曾经经历过战争的人那样。这种经验和认识也是人类的财富。

老三届与他的前几代人及后一代人的差别，在于在老三届中存在着前述的第四种倾向。这是极权社会在中国建立统治后的第一次人性的再生，第一次有一批人，尽管人数非常少，开始试图脱离铁板一块的极权社会，放逐自己，追求另一种生活。然而只是开始！

但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风行于大陆社会的所谓老三届文学，如叶辛《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雨》等作品却是五十年代文学的继续，是极权社会的文化果实。我们现在就可以肯定地说的是，极权社会中的老三届文化热中的这类文学、艺术，和他们从事过的红卫兵运动，和极权社会中文学、艺术一样，在文化领域中将随着历史的过去而烟消云散，在人们一般的知识和精神生活中没有任何价值。它只可能对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有意义。因为通过它可以研究了解极权社会和其时代。

老三届已经有过一个开始，他们能否真正不负自己的苦难和时代，能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些有益的工作，全在于老三届能否正确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定位自己，不懈地走完余下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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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长了, 帖子..读不下去了... -珍曼- ♀ (0 bytes) () 02/23/2012 postreply 07:36:35